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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见阳而死。
终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其长称焉，其名为鲲。
有鸟焉，其名为鹏，翼若垂天之云，其体称焉。
世岂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
“大禹说”
最早的、明确的提出者是西汉时的刘向、刘歆父子。
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成帝命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其中也包括收集、整理散落的《山海经》，并重新编辑。
后刘向亡故，其子刘歆继之。
待整理编辑完成后，刘歆上《上山海经表》，于该表中首次明确提出禹是《山海经》作者的观点，云：“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
此后，东汉王充于《论衡》中随其说，亦云：“禹主治水，亦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
以所闻、见作《山海经》。”
赵晔《吴越春秋》亦从之。
显然，今天看来，以禹作为《山海经》作者的观点是难于被接受的。
而最早对“大禹说”
提出质疑的，是两晋时著名的学者、训诂家郭璞。
郭璞《山海经序》云：“盖此书跨世七代，历代三千，虽暂显于汉，而寻亦寝废。”
这表明，郭璞已经意识到《山海经》成书过程的漫长性，并非一人一时之作。
此后，至北朝时，北魏郦道元注《水经》，作《水经注》，广引《山海经》所载地理信息共80余处。
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云：“《穆天子》《竹书》及《山海经》皆埋缊岁久，编韦稀绝，书策落次，难以辑缀，后人假合，多差意远。”
这里，明确指出了《山海经》的流传经历了原作散失、后人假合的过程。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又据《山海经》文中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秦汉以后的地名，指其绝非禹、益所作。
由此开创后世通过比对历史地理信息和历史人物、传说信息拆分《山海经》，以章节为单位断代的先河。
自此以后，古今学者对《山海经》作者和成书时代的“大禹说”
均持反对态度，认为《山海经》非一人、一时之手笔，亦渐成学界共识。
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铜龙牌饰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分属二里头文化和龙山文化。
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墟斟鄩所在，由夏的第三代君主启之子、禹之孙太康营造。
陶寺遗址则被认为是唐尧的国都。
这二者的时代基本符合传说中《山海经》初创的“唐虞之际”
。
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铜龙牌饰是青铜冶炼技术和石器加工（玉器加工）技术高度发达的产物，是新石器文化顶峰时代的产物。
制作该器物所使用的基本原料是铜矿石和绿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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