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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碰上“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伊里奇”
，你怎么缩写？能把它写进五言诗或者七言诗吗（众笑）？想想当年，鲁迅留学日本，胡适留学美国。
这些海归派带回来很多洋学问，肯定觉得文言文不方便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语言文字的改革势在必行。
第二，文言文也不大利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
大家知道，白话文并不是现代才有的。
宋代大量的“话本”
，就是白话进入书面形式的幵始，与当时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跃有密切关系。
活字印刷所带来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也可能发挥了作用。
那么在宋代以前，白话作为一种人民大众的口语，同样可能存在，只是不一定被书写和记录。
我们现在看一些古典戏曲，知道戏台上的老爷、太太、小姐、相公，讲话就是用文言，而一些下人，包括丫环、农夫、士卒、盗贼，都是说白话。
这很可能是古代中国语言生态的真实图景，就是说：内话是一种下等人的日常语言。
到了晚清以后，中国处在臣大社会变革的关头，阶级结构必须改变。
新的阶级要出现，老的阶级要退出舞台。
像袁肚凯、孙中山、毛泽东这种没有科举功名的人物，不会写八股文的人物，要成为社会领袖，岂能容忍文言文的霸权？在这个时候，一种下等人的语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数人的口语要挑战少数人的文字，当然也在所难免。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五四运动前后出现的白话文运动，一方面是外来语运动，另一方面是民间语运动。
外来语与民间语，构成了那一场革命的两大动力。
现代文学也依托了这两大动力。
比如我们有一些作家写得“洋腔洋调”
，徐志摩先生、郭沫若先生、巴金先生、茅盾先生，笔下有很多欧化和半欧化的句子。
当时生活在都市的新派人物说起话来可能也真是这个样子，作者写都市题材，不这样“洋”
可能还不行。
另有一些作家写得“土腔土调”
，像赵树理先生、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周立波先生，还有其他从解放区出来的一些工农作家。
他们从老百姓的口语中汲取营养，运用了很多方言和俗语，更多地依托了民间资源。
这两种作家都写出了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给白话文增添了虎虎生气和勃勃生力。
鲁迅是亦土亦洋，外来语和民间语兼而有之，笔下既有吴方言的明显痕迹，又有日语和西语的影响。
外来语运动与民间语运动，构成了白话文革命的大体方位，使汉语文由此获得了一次新生，表达功能有了扩充和加强。
我们以前没有“她”
这个字，“她”
是从英语中的she学来的。
当时还出现过“妳”
，但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人可能觉得，英语第二人称不分性别，那么我们也不用了吧（众笑）。
当时就是这么亦步亦趋跟着西方走。
包括很多词汇、语法、语气、句型结构等，都脱胎于西文。
“观点”
，pointofview；“立场”
，position；都是外来语。
“一方面……又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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