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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局在讨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时，组织部长柯庆施提出：“在草岚子胡同的军人反省院，有几十个共产党员被押在那里，这批党员干部久经考验，经验丰富，并且熟悉北方情况，同群众有密切联系，是一批难得的骨干，应该设法让他们尽快地出来工作。”
北方局讨论通过后，刘少奇立即向党中央请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十分重视，马上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其他政治局成员商量后，批准了这个要求。
刘少奇接到中央的批复后，立刻把这件事交由柯庆施负责。
柯庆施即将此事交给在北方局工作的化名邢西萍的徐冰去具体办理。
徐冰，河北南宫人，1924年在德国留学时加入共产党，1925年因参加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爱国活动，与朱德等被德国当局逮捕，不久被驱逐出德国，转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8年回国后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秘书处任翻译。
1932年秋被叛徒出卖，被关入草岚子胡同反省院。
1933年春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到北平中国大学任教。
此时的徐冰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因为他具体参与了营救草岚子胡同反省院薄一波等几十名忠贞的共产党人的行动，30年后，他竟然会因为此事而被整得生不如死，而且更令他痛苦的是，挨了整，还无法向任何人解释！
徐冰说：“我对狱中的党员一个也不认识，联系有困难。”
柯庆施想了想说：“在你那里工作的有个党员叫孔祥祯，他在军人反省院里坐过牢，同里面的人很熟悉，你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他，让他通知狱中的党组织。”
末了，柯庆施还郑重地强调了一句，“你告诉孔祥祯，这是党中央指示这样办的。”
柯庆施点名让孔祥祯去办，是因为孔祥祯就是从草岚子保外就医出来的，在里面的时候，他还担任过狱中的支部书记。
孔祥祯，山西省泽州县人，1925年11月加入共产党，1926年赴苏联列宁格勒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被中共中央派往陕北特委任军委书记，领导和组织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纵队，指派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开展陕北的工农武装斗争，1931年初，调往河北省唐山地区任军委书记，不久被捕关押在北平反省院。
1932年12月经地下党营救，保外就医。
出狱后，他的公开职业是在一个家在北平而人在伪满洲国做汉奸的官员家里当家庭教师，和徐冰一直保持着单线联系。
一天，徐冰对孔祥祯说：“目前抗日救亡形势发展很快，急需大批干部参加工作，但是现在干部很少，领导很着急。
你知道草岚子反省院里，敌人还关押着我们几十个党员，那些同志好多你都认识，北方局现在没有办法争取他们无条件释放出狱，经请示党中央后，可以让他们按照敌人的规定在报上登‘反共启事’，然后出来。
你必须想办法把中央的这个指示送给狱中的党支部。”
孔祥祯听后大为吃惊，说：“虽然我在狱中担任过支部书记，对他们都很熟悉，但我出狱3年多了，没有同他们联系过，他们怎么会相信我呢？而且这些同志在狱中都很坚定，很多人刑期早就满了，但仍然坚持不出狱，就是为了要争取无条件释放，要打着红旗唱着《国际歌》跨出监狱大门。
现在让他们用登‘反共启事’的方法出来，他们能干吗？这样做与他们长期受到的党的教育背道而驰，涉及他们的政治生命，是极其严重的，上级必须确实负责才行。”
徐冰说：“这的确是党中央的指示，不然，我怎么敢让你这样去做呢？”
孔祥祯十分不情愿地表示：“既然是党中央的指示，没啥可说，我执行就是了。”
接着又犯难地说，“我出来已经3年多了，狱中的情况变化很大，再说，我也没有通往狱中的通信线路啊。”
徐冰在屋里踱着步子说：“你先回去想想办法再说吧。”
说来也巧，没过两天孔祥祯在大街上碰见了化名万曲非的魏文伯，魏文伯也是反省院中的一个老病号，常常大口大口地吐血，1935年底保外就医出狱。
两人见了面，都不敢谈自己的组织关系，孔祥祯更不敢将自己的任务告诉魏文伯，因为魏文伯出狱比自己晚得多，便问他：“里面怎么样？”
魏文伯说：“跟以前差不多”
。
孔祥祯说：“我有些东西想送进去，有认识的人吗？”
魏文伯说：“我有个族侄叫魏茂林（当时叫王伯平），跟里面的看守有关系。”
“可靠吗？”
“非常可靠。”
孔祥祯一听大喜过望，马上赶去报告徐冰，把徐冰乐得抓着孔祥祯的肩膀直摇。
当下，二人便商量着如何给狱中党支部写这样一封非同一般的信，徐冰转述北方局的指示，孔祥祯记录。
信是写给殷鉴的，殷鉴是孔祥祯出狱后的党支部书记。
据魏文伯说，他出狱时，仍是殷鉴担任这个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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