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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3年过后，全监只剩下100来名所谓的“死硬分子”
，在继续坚持顽强的斗争。
1936年春，刘少奇化名“胡服”
，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平津主持北方局工作。
这个春天其实是一个酝酿着大转折的春天，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侵略步伐日益加快，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阶级矛盾退居到了次要地位。
1935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曾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于25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报告。
决议和报告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国内各阶级的变化和党的政策，作了完整的分析，指出当前形势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
，“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
。
根据这样一个基本的状态，提出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在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下，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就是要用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去发动、团结、组织一切抗日力量，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
为了保证党在新时期历史任务的完成，还批判了长时期以来在党内存在着的“左倾”
关门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
此时，中共与张学良的谈判正在秘密进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少奇一路风尘来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
他带来了瓦窑堡会议的春风，带来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一来，他便着手纠正白区工作中的种种“左倾”
错误。
白区的地下工作，过去是关起门来干，或者打开大门，冲向大街，赤膊上阵地干。
胡服说：“不行，再也不能那样干！”
所以，那个时候，在北方局所在地天津，胡服发出的声音，主要就是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
面对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坚持华北阵地，迫切需要大批干部。
可是，华北地区的党组织，由于长期受“左倾”
错误路线的危害，损失惨重，无力去实现党对各阶层群众的领导。
刘少奇在给党中央的报告里说，我们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而外，党的组织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一批中下级干部，而且这些组织和干部还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严重统治着。
（1）”
关押在草岚子反省院里的这一批共产党员人，其中不少人就是受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害，他们大多数是1930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将近一半是大革命时期，也就是1927年以前参加革命的。
他们都有光辉的革命经历：李楚离参加过北伐战争；唐方雷先后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徐子荣领导过确山农民暴动；殷鉴、胡锡奎、马辉之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周仲英、赵镈、张友清在黄埔军校时就是中共秘密党员；薄一波在天津宪兵司令部里秘密组建党组织。
他们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刘少奇曾经说过：“在白区，政权是国民党政权，军队是国民党军队，……白区党员的工作条件要艰苦万倍。
在根据地入了党，就有工作做，吃饭、穿衣有了保证，……白区的党员必须自己找饭吃，自己赚钱来养党，自己出钱来做党的工作。
党员在白区工作，脑袋好比拴在裤腰带上，随时都有被敌人拿去的危险。”
现实的斗争，多么迫切地需要大批有经验的党员出来为党工作啊！
而他们又大多被关押在敌人的监狱中。
现在日本侵略者正向华北步步紧逼，一旦占领平津，被关在北平反省院的这批共产党员，肯定也会像东北三省沦陷时被关押在那里监狱中的共产党员一样，遭到日本法西斯野蛮的屠杀。
是让这批党员尽快地出来为党工作好呢？还是等着敌人把他们杀害呢？这是摆在面前的一个紧迫而严峻的问题。
这批党员在被捕前，不畏白色恐怖，不顾万般艰难险阻，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每天与敌人周旋。
不幸被捕后，他们不畏敌人的酷刑和屠刀，不管敌人如何威胁利诱，始终坚守党的秘密，保证党组织和同志的安全，甚至把敌人的法庭当成了宣布共产主义的讲台，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和尊严。
到了眼下，国民党的华北当局已经不是张学良，也不是何应钦，而是国民党不得已而新换上台的宋哲元，日本大军压境，虎视眈眈，华北、平津危如累卵，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怒潮澎湃，如火如荼，以宋哲元为首的华北国民党当局和反省院的头头们自顾不暇，惶惶不可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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