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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
首先分析了当前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党急需干部，关在反省院里的同志应尽早出狱，去担负紧迫的实际工作。
信里高度肯定了难友们几年来在狱中进行的斗争，但现在形势已经变了，不应再将斗争的舞台局限在监狱那方狭小的天地里。
信中表示，党中央对狱中同志是完全信任的，当前党在无法迫使敌人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情况下，只有履行敌人的手续，才能尽快地出狱为党工作。
最后一条是保证对这次经党组织营救出狱的共产党员，党中央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负责，绝不歧视。
信写好后，由孔祥祯署名。
1936年6月，狱中党支部突然接到一封从秘密渠道转来的信，继殷鉴后担任党支部书记的薄一波看到此信后惊诧不已，立即召开支部干事会进行研究，干事会的三个人薄一波、殷鉴、刘澜涛都对来信大为怀疑。
按照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不就是要在敌人的“反共启事”
签名按手印，还要公开登报，这不就是向敌人屈膝自首吗？北方局和党中央怎么可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孔祥祯保外就医已经三年多了，他的政治表现如何？会不会已经站到了敌人营垒一边，用这样卑劣的手段来诱骗大家上敌人的圈套？三个人反复研究琢磨了好几天，越想越感到此事疑问多多，决定不执行，只把来信给少数骨干传阅了一下，便束之高阁了。
就这样，第一封信犹如泥牛入海。
实际上，这时候薄一波正在设法用另一个方法出狱。
据薄一波回忆，当时他在草岚子监狱，管他那个监房的，是个叫牛保珍的班长，多年共处，逐渐拉上了关系。
又通过牛班长，跟一个姓栾的管理员拉上了关系。
实际上，1934年，狱中党支部领导大家进行绝食斗争，提出改善犯人生活，刑满者不必履行“反共启示”
手续即可释放等要求，就是由薄一波作为代表，出面跟栾管理员谈判。
这样，薄一波与这个栾管理员也就逐渐熟悉起来，搞好关系之后，薄一波就向他提出，想办法把他们搞出去。
这里需要提一句，没有资料显示，在1936年6月，孔祥祯通过魏茂林给狱中党支部送去那封信之前，中共北方局与草岚子监狱中的党支部取得了联系。
那么，许多资料都说，当时在狱中的党员学习过狱外党组织送进来的中央文件，能及时了解党的最新政策等等，又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就是狱中党支部通过薄一波对栾管理员、牛班长这些人晓以大义，施之恩惠，花钱买通了一些看守，不断从外面把报纸、杂志买好，偷偷地运入狱中，使狱中难友不但可以看到当天或隔天北平发行的《世界日报》《天津大公报》等报纸，而且能看到当时在市面上也很不易购得的由邹蹈奋主编、上海出版、只能半公开出售的《生活周刊》，甚至能看到国内禁止发行的、莫斯科出版的俄文版共产党刊物《国际周刊》。
更有甚者，马列的外文原版著作也被运进监狱，先由可靠难友秘密翻译，译出来后，再送到各号房传阅或传读。
结果，“反省院”
变成了“党校”
。
当时在狱中的难友扶屏，将家里每月给他的钱拿出一半交给支部，他说，“每月1元2角的报纸，我们要花五六元钱”
。
“我看到过的译本有《列宁主义问题》《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半月刊）《国际通讯》《布尔什维克》等等，不下几十本”
。
这就不难理解，薄一波为什么甚至敢于跟这两个牢头研究越狱的问题。
《何梅协定》之后，国民党中央势力撤出平津地区，到1936年，国民党就想把北平反省院迁往保定。
栾管理员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他向薄一波提出，可以想办法在路上把你们放出去。
不过他说，这事我一人干不了，还得和弟兄们一起搞，得给他们一点钱。
要多少？5000大洋。
5000大洋！
薄一波上哪儿找这么大一笔款子？
很快，薄一波就想到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当时在山西做情报工作的特科负责人胡熙庵。
胡熙庵是薄一波的定襄老乡，而且是一个村子里长大的。
1928年，薄一波在天津做兵运工作时，顺直省委将打入国民党机构的秘密党员组成一个特别支部，由薄一波任支书，成员就有天津市公安局预审科主任科员张文昂、造币厂科长胡熙庵、市政府宣传科长张友渔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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