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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一点，就可见曾国藩的胸襟了。
从“平”
“淡”
二字用功
平淡是曾国藩喜尚的人生涵养，他认为：涵养深、有器量的人，品德就高尚，遇事忍耐的人办事才能成功。
因为器量大就能原谅他人，有忍耐就会好事多磨。
有一点不满意就勃然大怒；有一件小事违背自己的意愿就愤然发作；有一点优于他人的长处就向众人炫耀；听到一句赞颂的话就为之动容，这些都是没有涵养的表现。
器量随见识而增长，遇事不喜不惊，才可以担当大事业。
曾国藩淡薄名利，即在于能淡化物欲，这是他保持平常心的一大学问，他说：
弟读邵子诗，领得恬淡冲融之趣，此自是襟怀长进处。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
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愈、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居易则冲淡处多。
杜、苏二公无荚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
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
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
去年所讲生而荚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一段，最为豁达。
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亦同此襟怀也。
这是他从传统文化中领会了恬淡冲融的情趣，他善养内心，目的是为了超脱世俗，有一种轻松格调。
曾国藩对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人生信条看得非常重要，视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
然而，在他心目中，自宋、明以来，一般正统士大夫往往把“修身”
同“治国、平天下”
相对立，强调各自的重要性，到头来不是治国、平天下缺乏精神支柱和远大目标，乃至完不成救世大业，就是满腹文章，而不能任天下大事，也就是把“传教”
与“办事”
对立起来。
因此，他主张“修身”
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要做到这样，重要的问题就是立足于精神修养，即治心。
曾国藩认为，治心之道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
所谓“静坐”
，这是儒、道、佛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门径，是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
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把“静”
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他反复强调，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静下：去，那么他的心里总是散漫的、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踏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
所谓“平淡”
，实际上主要是他对老庄淡泊寡欲之说的继承和阐述。
一个人如果对世事不能看得平淡；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受到牵累，常因一些不愉快之事而耿耿于怀，就会直接影响到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
因此，他主张人要有平淡的心境。
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
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
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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