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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上说出来容易，做出来却难上加难。
曾国藩很少拿大话吓人，即使说，也实实在在。
他要做的，就是要把自己恪守的道德、追求的理想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
有人说曾国藩是圣贤，就因为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圣贤的理想和主张。
曾国藩继承了传统中的重行思想，强调力行，不说空话，“知一句便行一句”
。
不仅要“常常行之”
，还要事事力行，办事“宜就所当所务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
。
曾国藩一生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了力行的工夫。
曾国藩对那种空谈阔论而无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持鄙夷态度，认为这是读书人的大毛病：“读书人之通病，往往志大言大，而实不副也”
；后来又批评道：”
读书人之通病，约有二端：一曰尚文不尚实，一曰责人而不责己。
尚文之弊，连篇累牍，言之成理，及躬任其事，则忙乱废弛，毫无条理。”
对读书人缺点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
曾国藩所交游的师友，都是朴实而崇尚力行的人，无论是唐鉴、倭仁这样的大家，还是吴廷栋、陈源兖、何桂珍这一班兄弟，以及江忠源、郭嵩焘、罗泽南等同乡好友，都倡导力行，而以大言为耻。
但曾国藩在京城时也遇到过高谈阔论的人。
其中有一人刚从外地回京不久，经历稍为丰富，席间便夸夸其谈，旁若无人。
曾国藩对他很看不起，从此便未深交。
另有一叫庞作人的官员，与此公相似，曾国藩对他同样反感。
但当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指挥四省军务时，他便跑到江南，希望能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打动曾国藩，混个一官半职，说不定日后还能飞黄腾达。
但曾国藩一见便觉他讨厌，在日记中写道：
有庞作人者，一无所知，而好讲学，昔在京已厌薄之。
本日又来，尤为狼狈恶劣。
甚矣，人之不可不务实也。
最后的结果是这位仁兄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随着经历的复杂，曾国藩更知办事之难，对行动更为重视，对空言更加厌恶。
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他给胡林翼写信说：
侍近恶闻高言深论，但好庸言庸行。
虽以作梅之朴实，亦嫌其立论失之高深。
其论公之病，侍亦虞其过于幽渺，愿公从庸处浅处着想。
陈作梅即陈鼐，是曾国藩的心腹幕僚，为人非常朴实，曾国藩仍觉他有大言之嫌。
曾国藩对空谈的敏感，可见一斑。
李元度以书生领兵，曾国藩对他最不放心，一再叮嘱他禀报军情应当详实，不要“空说吉祥语”
。
咸丰十年三月，李元度奉命前往徽州防守，曾国藩与他约法五章：日戒浮，谓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日戒过谦，谓次青好为逾恒之谦，启宠纳侮也；日戒滥，谓银钱、保举宜有限制也；日戒反复，谓次青好朝令夕改也；日戒私，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也。
第一条就告诫李元度不要任用好为大言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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