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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曾国藩又论及任用绅、土之道，其中一条是“禁大言以务实”
，是同样的道理。
对于力行而少言的人，曾国藩最看重。
张运兰（字凯章）开始只是王鑫手下的一个下级将领，因为他务实，曾国藩一再提拔。
1860年，曾国藩命宋梦兰率军与他配合作战，对来说：“张凯章观察精细沉实，先行后言，阁下与之相处，似可将军中琐事一一研究，总以‘质实’二字为主，以阁下之熟于乡土，凯章之老于戎行，又皆脚踏实地，躬耐劳苦，必能交相资益，力拯时艰。”
曾国藩越到晚年，越是厌空言重力行，谆谆告诫子弟，视为处世办事的铁则。
一般情况下，年青人都喜欢高谈阔论，如曾国藩所说，“大凡人之自诩智识，多由阅历太少”
。
随着阅历增加，认识到事情的复杂性，就逐渐趋向实际，甚至变得谨小慎微。
这有不利的方面，但重行的传统仍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对于年青气盛的人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
实事求是，反对空谈
曾国藩语录：实事求是，不徒托诸空言，是办事第一义。
湖南山灵水秀，人才辈出，其积聚多年沉淀而成的湖湘文化，更是卓有特色。
这种文化是由南宋初年创立的地域性学派——胡安国父子的湖湘学派而开始形成的。
湖湘学派因书院教育的发达而发扬光大，造就了一大批学者，使这种学术传统代代相传，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
这种文化最突出的代表，有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王夫之，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洋务运动创始人曾国藩，维新派思想家谭嗣同等。
其中曾国藩发扬了湖湘文化中”
经世致用”
的传统，形成了近代意义的经世致用之学。
“经世致用”
思想是湖湘文化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支派，又简称为“实学”
。
“实学”
源自理学，但又有很大区别，它发挥了理学中的经世思想，主张学问要有益于国计民生，反对做死学问，更反对华而不实的空谈。
“实学”
思潮针对明代心学的空疏学风而在明清之际盛行起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是代表人物。
而曾国藩最钦佩的学者，就是顾、王二人。
顾炎武所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曾国藩深为折服。
1846年初冬，曾国藩移住京城报国寺，隔壁就是顾亭林祠，于是写下《丙午初冬寓居报国寺赋诗五首》，称赞顾炎武为北斗巨眼，万古金声，对他顶礼膜拜。
曾国藩后来作《圣哲画像记》，将顾炎武列入古今三十三圣贤之中，推崇备至，说：”
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
吾读其书，言及礼业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
顾氏对曾国藩影响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曾国藩对王夫之的评价也非常高。
他后来嘱其弟曾国荃设金陵书局，广搜王氏遗稿，刊印《船山遗书》288卷，王夫之从此为士林熟知，与顾炎武、黄宗羲并列为明清之际思想家，实得曾国藩之力。
王夫之清初从事抗清斗争，力践经世之旨，以民族危亡为己任，正体现了湖湘文化的务实传统，对曾国藩产生了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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