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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研究过古希腊罗马哲学，特别是钻研过亚里士多德、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以及斯多葛主义、怀疑论，阅读了大量有关著作的残篇，并做了笔记。
研究过历史，特别是法国革命史。
研究过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政治学说，特别是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国家理论。
钻研过法国18世纪唯物主义和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的著作。
研究过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先驱和后裔的著作。
的确如列宁所说的，“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
[21]。
在考察多渠道的来源时还应该注意到同时代人的影响。
在科学探讨中相互影响的启发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恩格斯在论述费尔巴哈始终停留在下半截唯物主义而没有达到唯物史观时，是把他蛰居穷乡僻壤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作为一个重要原因的，“这种生活迫使这位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爱好社交的哲学家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同与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产生出自己的思想”
[22]。
马克思不同。
处在沸腾政治生活旋涡中的马克思，不仅研究人类的文化遗产，而且重视同时代人的成就。
马克思就承认恩格斯、赫斯等人对自己的影响。
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对马克思的启发是公认的。
第二，对19世纪西欧社会理论的综合吸收。
黑格尔哲学是唯物史观的重要来源。
这似乎很难理解。
唯心主义历史观怎么能成为唯物史观的来源呢？其实并不奇怪。
正如同马克思主义来源于非马克思主义一样，唯心主义历史观可以孕育出唯物主义历史观。
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生产。
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人种的延续是同种相生，而理论思维则可以通过对前人提供的思想的吸收、消化、再创造，形成新的学派和新的理论。
恩格斯曾经明确地说过，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
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
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23]。
没有辩证法，唯物史观的产生是不可想象的。
黑格尔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观点，关于劳动是人自我实现和自我创造的观点，关于矛盾是事物发展动力的观点，等等，对于马克思揭示历史自身的辩证过程无疑起了良好的引导作用。
费尔巴哈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
可是他倡导的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哲学，在当时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这不仅在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缩短了马克思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距离，而且他关于人的实在性的观点，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观点，关于人的本质存在于团体之中的观点，为马克思架设了一座从绝对观念通向现实的人及其历史的桥梁，因为“依靠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理论武器，是不能理解这些人的经验的物质的行为的”
[24]。
特别是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从人的本质异化中寻找宗教的根源，叩击了通过分析宗教根源而通向唯物史观的大门。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
[25]事实正是这样。
人们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不难发现，马克思是如何通过分析宗教的世俗基础而达到唯物史观的。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重视生产，把整个经济学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它们创立的劳动价值论不仅具有纯经济学的意义，而且包含着哲学意义，是以经济学的形式对劳动作为主体自我创造能力的肯定；它们还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作了分析，虽然它们的着眼点停留在分配方式，没有揭示阶级划分的实质，但从经济学而不是从法权角度来分析阶级无疑是一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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