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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重视科学研究的主体在创立理论中的作用，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没有马克思就没有唯物史观。
动力来自哪里？来自历史条件本身，来自每个时代所特有的尖锐矛盾。
这种矛盾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问题，即时代要求。
马克思的天才之处在于，他面对现实，敏锐地抓住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并给予了科学的回答。
问题——时代的矛盾；动机——解决矛盾的主观意图；科学答案的谜底——存在于时代本身。
问题自身都蕴含着对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研究。
所以唯物史观产生的客观条件是时代，它是马克思自觉地适应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透过发展到一定高度的资本主义外在化的矛盾对历史规律的理论意识。
或者套用黑格尔的话说，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的它的时代。
三
时代以其自身的矛盾迫使人们注意，并规定人们认识可能达到的范围和界限，但它不能自发地产生任何理论。
理论创造是精神生产，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
其中一条重要的规律是，任何理论思维都必须以它的先驱者提供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
这表现了人类认识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唯物史观有它的理论来源。
困难并不在于列举马克思以前人类对历史认识所取得的成就，而在于马克思是如何对它们进行批判吸收的。
正如同被埋藏在地下的矿产不构成现实的财富一样，未被研究过的理论不能作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来源。
梅林在《论历史唯物主义》中曾论述过德国浪漫历史学派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
浪漫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拉维涅佩吉朗1838年在《运动规律和历史规律》中说过：“真正的社会科学的进步迄今还是那样微小，是由于各种不同经济形式没有被好好地划分清楚，因为人们没有认识到各种不同经济形式组成着整个社会和国家组织的基础。
人们忽视了，生产、产品分配、文化、文化传播、国家立法和国家形式，完全都是从经济形式中得到它们的内容和发展的；那些极重要的社会因素不可避免地产生于经济形式和经济形式的适当使用，一如产品是生产力的相互配合作用的结果一样，并且凡是显现社会病态的地方，照例都可以从社会形式和经济形式间的矛盾中找到它的根源。”
[18]这段酷似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乍看起来会被误认为是马克思历史观的来源。
梅林为此曾请教过恩格斯，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
恩格斯告诉梅林：“马克思在波恩和柏林居住期间，读了亚当·弥勒的著作和冯·哈勒先生的《复兴》等等，他只是以相当轻蔑的口吻评论这些作品，认为这些是庸俗的、辞藻华丽而夸夸其谈的作品，这些作品是模仿法国浪漫主义者约瑟夫·德·梅斯特尔和红衣主教博纳德的作品而写成的。
即使他碰到了像您从拉维涅佩吉朗著作中所引证的那些话，当时也绝不会给他留下任何印象，纵然他一般已经懂得了这些人想说的是什么。
马克思当时是黑格尔派，对他来说，这个地方纯属异端邪说；对政治经济学，他还一无所知，因而‘经济形态’一词对他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上述地方，即使他有所闻，也一定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不会在记忆里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
但是，我不认为在马克思1837年至1842年间读过的那些浪漫学派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这类东西的影子。”
[19]
由此可见，唯物史观的来源应该是确实为马克思批判吸收了的东西。
它的根据是马克思自己的著作，特别是他的读书笔记。
马克思从大学时代就养成了做笔记的良好习惯，不仅有选择地摘录原文，并加以评注。
马克思的《波恩笔记》、《柏林笔记》、《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伦敦笔记》，都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如何吸收人类文化遗产的珍贵资料。
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收藏的马克思手稿和读书笔记目录表明，马克思阅读范围从古希腊罗马到19世纪40年代，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历史、宗教、道德、文学、艺术史等极其广泛的领域。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唯物史观来源的特点。
第一，对人类全部优秀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
列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封闭体系的观点，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派主义，丝毫也没有离开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20]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的直接与间接来源是多渠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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