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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文化商品既可以呈现出物质性的一面，又可以象征性地呈现出来，在物质方面，文化商品预先假定了经济资本，而在象征性方面，文化商品则预先假定了文化资本。
因此，生产手段的占有者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去显现具体化的资本，这种具体化的资本是该资本拥有者得到特别显现或服务的先决条件。
为了占有机器，他只需要经济资本；但为了显现它们，并根据它们特别的目的使用它们（这种目的是由科学性或技术性的文化资本所界定的，这一资本已被结合进机器的内部），他必须亲自或由人代理接近具体化的文化资本。
这无疑是导致干部（董事和工程师）身份不甚明确的基础所在。
如果强调干部并不是（严格经济意义上的）他们正在使用的生产手段的占有者，如果强调他们只是通过文化资本获取利润（因为正是文化资本使得他们有可能出售自己的服务或产品），那么他们将被归类为被统治者的团体；如果强调他们从资本的特殊形式的使用中获得利润的话，那么他们将被归类为统治者的团体。
这一切显示了当结合在生产手段中的文化资本增长时（掌握显现文化资本的手段所必须的具体化的阶段也随着它增长），文化资本拥有者的集体力量也倾向于增长［如果资本的统治类型（经济资本）的拥有者，无法使文化资本的拥有者相互展开竞争的话。
应该说，文化资本的拥有者更倾向于通过某些条件来展开竞争，他们正是在这些条件中受到训练，接受挑选，文化资本的拥有者尤其倾向于通过学术逻辑来展开竞争］。
文化资本以其客观化的状态呈现出了一个自主连贯的世界所有的表象，这个领域虽然是历史行为的产物，但却有其自身的法则，这一法则超越了个人的意愿，这个世界不能简化为每个行动者，或行动者的集合体所显现的样子（即简化为体现在每个行动者或行动者的集合体之中的文化资本）。
然而，不应该忘记的是，这一世界是作为象征性方面和物质方面活跃的、有效的资本而存在的，它处于行动者所能显现的范围之内。
文化资本是作为斗争中的一种武器或某种利害关系而受到关注或被用来投资的，而这些斗争在文化产品场（艺术场、科学场等）和社会阶级场中一直绵延不绝。
行动者正是在这些斗争中施展他们的力量，获取他们的利润，而行动者的力量的大小、获取利润的多少，是与他们所掌握的客观化的资本，以及具体化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的。
体制化状态：文化资本的客观化可以采取学术资格这一形式，这种方法抵消了文化资本从下列事实中所获得的特征，这个事实就是文化资本被具体化后具有了与资本的承担者相同的生物限制。
客观化正是产生两种资本之间差异的东西，即在自学者的资本，与那种得到合法保障的、其资格获得学术上认可的文化资本之间产生的差异。
自学者的资本随时会受到质疑，甚至掮客的文化资本也会随时受到质疑，因为掮客在高度社会交换的市场中，能够因价值波动而获取被错误定义的利润，而那种在学术上得到认可的文化资本，则在形式上独立于承担资本的个人。
学术资格和文化能力的证书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证书赋予其拥有者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的、经久不变的、有合法保障的价值。
可以说正是社会炼金术生产了这种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相对于其承担者而言，甚至相对于该承担者在一定时间内有效占有的文化资本而言，具有一种相对的自主性。
正如梅洛庞蒂所说，活人通过哀悼的仪式确立了自身的死亡，这种社会炼金术也通过集体的魔力确立了资本的体制。
人们只要想一想这场竞赛（具有竞争性的、吸收新成员方面的检查）就行了，这场竞争出自于行为之间的极小差异的连续统一体，这一统一体产生了明显的、绝对的、持久的差异，诸如那种区分最后一个成功的候选人与第一个不成功的候选人的差异，它在官方承认的、得到保障的能力与简单的文化资本之间确立了一种根本性差异，而那种简单的文化资本则不断地被人要求去证明自身的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体制性权力的行为魔力，看到显露自身的权力和捍卫信仰的权力，换言之，看到强迫别人接受“社会公认性”
的权力。
任何一个特定的行动者都能占有从体制上予以承认的文化资本，正是学术资格使得资格拥有者之间的相互比较成为可能，甚至使得这些资格拥有者的相互替代也成为可能（用一个人在次序上替代另一个人）。
更进一步的是，学术资格能够在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设定转换率，这是通过保证特定的学术资本的金钱价值来完成的。
经济资本转换成文化资本后形成的这个产品，从文化资本的角度确立了特定的资格拥有者的价值，这种特定的资格是相对于其他的资格拥有者而言的，同样地，这一产品也确立了那种可以在劳动力市场用来交换的金钱价值（只有当学术投资所隐含的、最低限度的转换的可逆性得到客观的保证，学术投资才会富有意义）。
因为学术资格所保证的物质利润和象征利润，也是建立在“物以稀为贵”
的基础上的，当行动者（在时间和精力上）作投资时，他们所获得的利润也许会比预期的少（在学术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率中，会存在着一种不可预料的变化）。
把经济资本转换成文化资本的策略，是导致正规学校教育爆炸和资格膨胀的短期因素之一，它受控于利润可能性的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利润的可能性是由资本的不同类型提供的。
二、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或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
，而对于声望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
这些关系也许只能存在于实际状态之中，只能存在于帮助维持这些关系的物质的和或象征性的交换之中。
这些资本也许会通过运用一个共同的名字（如家族的、班级的、部落的或学校的、党派的名字，等等）而在社会中得以体制化并得到保障，这些资本也可以通过一整套体制性的行为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在交换中就或多或少地真正地被以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因而也就被维持和巩固下来了。
这种确定和维持是建立在牢不可破的物质的和象征性的交换基础上的。
特定行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依赖于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的大小，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经济的、文化的、象征的）资本数量的多少。
这意味着，虽然社会资本相对而言不能简化成某个特定的行动者，或与之有联系的所有行动者所占有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资本，但社会资本却从不完全独立于这些资本，因为交换将某些共识体制化了，而这些共识假定存在着对客观同质性的最低限度的再承认，还因为社会资本使得行动者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资本产生了收益增值效应。
从团体的会员制中自然增长出来的利润，是使利润成为可能的凝聚力的基础。
这并不是说，会员们有意识地追求这种凝聚力，那些精心挑选会员的俱乐部团体的情况亦如此，这些俱乐部被精心组织起来是为了集中社会资本，并因此从隐含在这一集中里的（增加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增值效应中获得全方位益处，并保卫会员的利润，既有物质利润，诸如从有用的关系中自然增长的各种各样类型的服务，又有象征利润，诸如从与珍贵的、有声望的团体的联合中所能获得的利润。
互联网络的存在并不是一种自然的既定性，甚至不是一种社会的既定性，这些既定性是由亲属关系的家谱体系的定义来体现的，亲属关系是社会结构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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