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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它用以证明自身合法的话语看上去属于一种前科学的知识形式，或者类似一种“粗俗”
话语，那它就会被贬降到最低等级，即意识形态或权力工具的地位。
这种贬值不断地发生，只要那些由话语谴责为经验的科学游戏规则被应用于科学本身。
以思辨性陈述为例：“一项科学的陈述，只有当它能够在普遍性发生过程中获得成立时，才可称之为知识。”
问题是该陈述本身是否如它所定义的那样是一种知识呢？那只有看它能否在普遍性发生过程中获得成立了。
它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它只需要假设这一过程真的存在着。
如此的假设，实际上正是思辨性语言游戏不可缺少的前提。
如果没有它，合法化语言便不再合法；它还将伴随科学一道，头朝下地跌入胡说八道，至少用理想主义的字眼来说是这样。
但如此的假设也能从完全不同的含义上加以理解，这便带领我们趋向后现代文化了：我们可以在不违背前面所持观念的条件下说：这一假设限定了一套人们开展思辨性游戏时必须接受的规则。
这番评价首先设想，我们可以承认“实证”
科学代表了知识的普遍模式，其次我们将其语言理解为表达某些形式性与公理性预设的工具。
这恰好是尼采的所为，尽管他使用了不同术语，以便在当时说明“欧洲虚无主义”
从科学的真理需求中产生，却被反过来对抗它自己。
从尼采那里引发出一种洞察性思想，它至少在此方面距离语言游戏概念不远。
我们现在拥有了一项非合法化过程，它是由合法化本身的需求所推动的。
科学知识的“危机”
征兆自19世纪末以来不断增多，但它并非出自于科学偶然的增长发达，后者本身是技术进步和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
相反，它体现了知识合法性原则的内部销蚀。
这种销蚀正在思辨性游戏中悄悄进行，而为了放松无所不包的知识巨网以便让每门科学最终定位，思辨游戏实际上对它们放任自流了。
各门科学领地间的传统分界线因此而成为问题——学科规则消失，各科的交叉重叠现象出现了，从中又生成新的学术领域。
知识的思辨性等级制度让位给一种看上去像是内在的、平面的研究区域网络，而它们的边界总是处于变动之中。
原有的系科分裂成各式各样的研究所和基金会，大学也随之失掉思辨合法化功能。
一旦被剥夺了科研的责任（它已为思辨叙事所窒息），大学便把工作限制在传输被认为是可靠的知识方面，并通过教学保障教师的复制，而不是造就研究者。
这正是尼采发现并加以谴责的那种状况。
这种内在的销蚀力量，对于另一种合法化程序，即起源于启蒙运动的解放构想来说，发挥了不亚于它的思辨性话语中的瓦解作用。
但在这里它触及了不同的侧面。
解放合法化叙事的与众不同特征是它将科学和真理的合法化建立在那些涉及伦理、社会与政治实践的对话者的自治基础上。
如我们已见，该合法化形式有着很直接的问题，即含带认知价值的指示性陈述与含带实用价值的命令性陈述之间的差异至关重要，因而属于资质的差异。
没有任何理由能证明，如若某个描述真实情景的陈述是真理，那么根据它建立起来的命令性陈述（其后果必然是对真实的修饰）就随后代表了公正。
试以一扇关闭的门为例。
在“门关着”
和“打开门”
之间并不存在命题逻辑上的后果联系。
两个陈述分别属于用以限定不同资质的两套独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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