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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将理性区分为认知的（或理论的）一方和实用的一方，其后果便是攻击科学话语的合法化。
对此，只需非直接地揭示出，这只是一种拥有它自己规则的语言游戏（康德所论的知识先决条件已对此提供了最早透露），而这种语言游戏并不具有监督实践性游戏（由此也不应包括美学游戏）的天然权利。
因而科学游戏被置于和其他游戏同等的地位。
假如稍稍地对此“非合法化”
进行推论，假若相对地扩展它的范围（就像维特根斯坦所做的那样，或者以马丁·布伯和伊曼纽尔·列维纳斯这类思想家的方式），便可开通一条道路去阐明后现代性的一项重要趋势：科学玩它自己的游戏，它不再能证明其他语言游戏合法。
比如，命令性游戏即已不受其管辖。
然而最关键的是，科学不能够像思辨过去假设的那样来证明自己合法了。
社会主体看来正在语言游戏的扩散中瓦解自己。
社会制约网是语言性质的，但它并非仅由一根线索织成。
它至少是由两种（在现实中数量不限）各自遵循不同规则的语言游戏交织而成。
维特根斯坦写道：“我们的语言可看做是一座古城：一片迷蒙中的小街和广场，它们由新旧不齐的房舍组成，不少是经过历代增修的旧房；老城之外环绕着大片新的街区，其间布满笔直整齐的街道和规范统一的建筑。”
为了彻底说明这一复合整体论——或者说是知识元话语授权产生的整合理论——无法加以应用，他继而以传统的诡辩推理方式拷问这座语言的“城市”
：“在它开始变成一座城市之前需要拥有多少房屋和街道？”
新语言附加于旧语言，这便形成了老城之外的郊区：“化学方程式与微积分的标志说。”
35年后我们能在这份清单上加写如下内容：机器语言，游戏理论图谱，音乐标码的新系统，逻辑的非指示性形式坐标系统（时态逻辑、伦理逻辑与形式逻辑），遗传密码语言，音位学结构图示，等等。
对上述分解我们可以形成一种悲观的印象：如今无人能够运用所有这些语言，人们也不再拥有普遍通用的元语言，而那项系统-主体工程业已失败，解放目标同科学毫无关系，我们全都陷入这种或那种知识的相对主义之中，渊博的学者变成了科学家，科研任务日益细碎的分割致使无人能够把握全部。
思辨或人文哲学被迫放弃了它的合法化职责，这说明为何科学只要一冒称具有如此功能便陷入危机境地，以及为何它被降低到逻辑系统或思想史研究的水平，在那里它才可能现实地出让这种功能。
世纪末的维也纳正是由于这种悲观主义而变成了断奶婴儿：不仅缪塞尔、克劳斯、霍夫曼施塔尔、鲁斯、勋伯格与布洛赫这样的艺术家如此，连马赫和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也走上这条道路。
他们将有关非合法化的意识及其理论与艺术责任尽可能地加以推进。
如今我们可以说这一悼亡过程已经完成。
没有必要再重来一遍。
维特根斯坦的力量在于他没有选择维也纳学派所发展的实证观念，而是在其语言游戏调查中概要提出了一种不以操作性为基础的合法化思想。
这便是后现代世界的全部意义。
如今大多数人已失去对于消亡的叙事的眷念。
但这不表明他们随后将倒退回野蛮状态。
此时拯救他们的是这种认识，即合法化只能产生于他们自己的语言实践与交流冲突活动。
对于任何向人们证明现实主义严谨性的信仰，科学都将会“笑歪自己的胡子”
。
（赵一凡译）
[1]选自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2]克劳斯·缪勒曾经使用过“非合法化过程”
的说法，参见克劳斯·缪勒：《交流政治家》，164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73。
[3]“怀疑之路……绝望……和虚无的道路”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前言里曾以这样的句子描述思辨发展对于自然知识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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