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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里由“人民”
表达的含义是同传统叙事知识的观念完全不同的。
如我们所见，新含义要求确立评议机制，它无须积累进程，也不自命具有普遍意义。
这些实际上都是科学知识的操作成分。
因而可以毫不奇怪地认为，用“人民”
论证的合法化新程序的表征概念必将与此同时积极卷入对人民的传统知识的摧毁。
单从少数种族或潜在的分离运动最终免不了传播蒙昧主义这一角度看，上述摧毁是在进行中。
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一必要地抽象化了的人民主体的现实存在（它之所以抽象是因为它特别地依照知识主体的范式建立起来），有赖于专门立法机构的动作：那个主体被假定在其中行使评议和决定权，而这又包容集中了国家全部或部分的意见。
于是国家问题从此便同科学知识的问题密不可分了。
然而也很明显的是，这一相互纠结是多方面的。
“人民”
（民族，甚至整个人类），尤其是他们的政治机构，并不满足于认知——他们要的是立法。
就是说，他们制定具有规范地位的命令。
因此他们发挥的语言资质不但有关指示性陈述（它专司真理的择定），而且包括命令性陈述，后者自命有权判断正义。
如前所述，叙事知识的特征及我们对它了解的基础，正是在于它结合了上述两种语言资质，不用说它拥有的其他资质了。
我们所讨论的合法化模式（它将叙事作为知识合法性重新引入其中），因此而能够循着两条途径发展，看它分别代表的是认知主体还是实用主体，是知识英雄还是自由英雄。
由于有了这一选择可能，非但合法化的固有含义产生变动，而且清楚地暴露出叙事本身无法充分地描述合法化意义。
三、非合法化
在当代社会与文化——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中，知识的合法化问题以不同的术语加以系统阐述。
但无论它应用何种整合模式，也不管它采取的是思辨型叙事或解放型叙事，宏伟叙事总归已经失去了它的可信性质。
叙事的衰落可以被看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技术与技术科学全面繁荣的结果，这种繁荣导致从行为目的向行为方式的重心转移；叙事的衰落也可以被看做是高度自由化了的资本主义历经30至60年代凯恩斯学说掩护之下的退却而重新设置自身的后果，这一更新消除了共产主义替换方案，并维持了个人的物质享受与各类服务业。
但是按这种逻辑去寻求变化的原因，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注定要失望。
就算我们选用上述假设性理论中的某一种，依然需要具体地说明变革趋向之间的相关联系，以及阐释有关思辨型和解放型宏伟叙事日益丧失其统一的合法化力量的原因。
当然可以认为，有关资本主义的更新昌盛，以及技术的转向发展现象，都可能会影响知识本身的状态。
但是为了理解当代科学何以能够早在变革之前便遭受到这种影响，我们必须首先找出“非合法化”
的起始因素[2]，以及植根于19世纪宏伟叙事中的虚无主义胚胎。
首先，思辨机制与知识之间有一种含混的关系。
它表明知识之所以名副其实，仅仅因为它依靠具有合法化作用的第二级话语（即自律性）来引用自己的陈述，借此重复地派生知识（“自我提升”
或扬弃过程）。
这等于直截了当地说，指示性话语虽立足于一种肯定指谓（如一个生命机体，一项化学性能，一种物理现象，等等），它确实不知道自己以为知道的东西是什么。
实证科学并不是一种知识形式。
而思辨专以压制排斥为生。
黑格尔式思辨因此而含有对实证知识的某种怀疑，这是黑格尔本人承认的事实。
[3]
未能使自己合法化的科学就不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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