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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在不同的文章中开始做这件事，其中有些文章对这本书只是触及到的哲学和经济学问题作了深入的讨论。
[7]关于该书所批判的那些思想的根源，以及它们同这个时代最为强大、令人印象深刻的知识运动的关系这些特殊问题，我在另一本书中进行了评论。
[8]不久之后，我希望通过对平等和公正的关系进行更广泛的论述，对这本书中过于简短的中心章节加以补充。
[9]
但是有个特殊的题目，读者有理由期待我在这里作些说明，不过对于这个题目我若是不写一本新书，不太可能作出适当的说明。
距《通往奴役之路》初次问世还不到一年，英国便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它有六年的时间一直掌权。
这段经历是证实还是驳倒了我的认识，对于这个问题我至少要有个简短的答复。
无论如何，这段经历加强了我的关切，并且我相信我可以补充说，我曾向许多根本无法用抽象论证说服的人所指出的那些困难，也因此有了现实的教育。
在工党政府上台后不久，我在美国的批评者作为妖魔鬼怪躲避的问题，在英国却变成了政治讨论的主要话题。
不久之后，甚至官方文件也严肃地讨论经济计划政策引起的极权主义危险。
他们的政策的内在逻辑迫使一个社会主义政府不情愿地走向他们并不喜欢的强制，《1947年经济概览》（首相于当年2月提交给议会）及其续篇中的下面这段话，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说明：
极权主义计划和民主计划有着本质的不同。
前者使一切个人的欲望和选择服从国家的命令。
为了这一目的，它采用各种方式对个人施以强制，剥夺了他的选择自由。
在大战极端紧急的状态下，这种做法甚至在民主国家可能也是必要的。
因此英国人民授权他们的战时政府领导劳工。
但是在正常时期，民主国家的人民不会将自己选择的自由拱手让给政府。
因此民主政府必须以最大限度地保留每个公民选择自由的方式去实行它的经济计划。
有趣的是，在对这一值得称赞的意图作出表白六个月之后，这同一个政府却发现，它在和平时期也不得不将征用劳工重新写入法令。
即使指出这种权力从来就没有得到使用，也很难低估其中的含义；因为假如知道当局有权进行强制的话，几乎没有人会等着实际的强制到来。
但是，实在令人费解的是，政府怎么能够抱着它的幻想不放，却又在同一份文件中宣称，现在“要由政府来说明什么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对资源的最好利用”
，它要“为国家制定经济任务：它必须说明什么事情最重要，应当制定什么样的经济目标”
。
当然，英国的社会主义政府在六年中并没有造成任何同极权主义国家相似的东西。
不过，那些认为这驳倒了《通往奴役之路》的论点的人，其实忽略了它的主要论点之一：广泛的政府控制所引起的变化是一种心理变化，是人民性格上的改变。
这肯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几年，而是大概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
重要的一点是，一个民族的政治理想和它对权力的态度，既是它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制度的起因，也是这种制度的结果。
姑且不论其他，这意味着，如果危险在于新的制度和政策会逐步削弱和毁灭精神，那么即使一个强大的政治自由传统，依然是不安全的。
如果那种精神能够及时重新肯定自己，人民对于带领他们向着危险的方向越走越远的政党，不仅不一味盲从，而且认识到了危险的性质并果断地改变路线，那么这种后果当然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多少理由让人相信，在英国已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英国人民的性格所发生的变化——不仅是他们在工党政府统治下，而且是在享受家长制的战时国家的关怀这个更长的时间里所发生的变化——是很难让人看错的。
这些变化不但很容易证明，而且只要生活在那个国家，就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出来。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从一份有关过度管制对年轻人态度所造成的影响的社会学调查中，引用几段意味深长的话。
事实上，它所谈的是工党政府上台之前、这本书问世时的情况，主要讨论了工党政府使其长期化的那些战时管制措施造成的影响：
首先，在这个城市里，人们感到选择的范围正在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学校里，在工作场所，在旅途的往返中，甚至在家庭设施和配备上，许多通常可以从事的活动，不是受到禁止，就是出于命令。
建立了称为“公民劝告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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