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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更令我吃惊的是两个政治派别的激烈反应，对于它，有些人赞不绝口，另一些人则怒不可遏。
同我在英国的经历相反，此书在美国的主要读者，似乎一放下书就对它表示反对，说它是在恶毒而不怀好意地攻击他们最为珍爱的理想，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本书中的论证进行检验。
在此书受到的一些更为激烈的批评中，表现出来的情绪和所使用的语言，已经达到了不同寻常的程度。
[5]不过有许多人，我从未想过他们会读这种书，并且我现在仍然怀疑他们是否真正读过这本书，却热情地欢迎这本书，对此我倒丝毫不觉得奇怪。
我还要补充一句，有时人们利用它的方式，使我忍不住想起了阿克顿爵士的不刊之论：“无论何时，自由的挚友总是寥寥无几，它的胜利历来都要归因于少数人，他们同一些与他们目标不同的援军结合才占了上风；这种结合永远潜伏着危险，有时甚至会变成一场灾难。”
大西洋两岸对这本书的反应如此不同，但很难把这种情况归因于国民气质的差别，自那时以来，我日益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存在于该书问世时思想环境的不同之中。
在英国，一般来说也是在欧洲，我所讨论的问题早已不是抽象的问题。
我所考察的理想早就来到了人间，甚至它们的最热诚的信徒也已看到了它们具体实行起来造成的一些具体困难和意外后果。
因此对于我所论述的现象，几乎我的所有欧洲读者都或多或少有些切身体会，我不过是在系统而有条理地评论许多人本能上已经有所感觉的事情。
对这些理想已经出现了失望情绪，对它们的批判性评价不过是使其更能为人们所知或更为明确罢了。
但是在美国，这些理想仍然很新鲜，因此也更加危险。
大量的文人受其传染才不过10年或15年，不像英国那样已经四五十年。
尽管有“新政”
的实验，他们用理性建立一个新型社会的热情，基本上依然没有靠实践经验而落到实处。
在大多数欧洲人那里已是vieuxjeu（老把戏）的东西，在美国的激进派看来，仍然闪烁着一个美好世界的光芒，他们是在不久前的大萧条年代，才开始憧憬这样一个世界的。
在美国，舆论的变化是很快的。
现在甚至很难记起，在《通往奴役之路》问世前只有相对而言多么短的时间，一些不久后成为公共事务中重要角色的人，便开始严肃地鼓吹最极端的经济计划和主张效仿俄国模式。
不难说出此事的来龙去脉，但是现在指名道姓未免惹人反感。
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在1934年，新成立的国家计划署花了大量精力研究德国、意大利、俄国和日本四国所提供的计划先例。
而在10年之后，同样还是这些国家，我们却又学会把它们称为“极权主义”
国家，同其中三国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不久后又同第四个国家开始了一场“冷战”
。
但是，此书中有关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与其经济政策有一定关系的主张，这时却仍然受到该国提倡计划的人士的怒斥。
突然变得时髦起来的事情是，人们开始否认计划的灵感来自俄国，认为——正如我的一位著名批评者所说——“显而易见，意大利、俄国、日本和德国是沿着不同的道路走向极权主义的。”
所以，当《通往奴役之路》出现时，美国的整个知识氛围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它注定会使尖锐分歧的团体不是勃然大怒就是兴高采烈。
因此，这本书尽管表面上取得了成功，却没有产生我所希望的或它在其他地方取得的效果。
不错，它的主要结论今天已得到广泛接受，12年前如果说法西斯主义不过是集中控制全部经济活动所导致的同一种极权主义的不同变种，对许多人来说这好像有点亵渎神明，但是如今这几乎已成为老生常谈了。
今天甚至广泛地被承认，民主社会主义是件十分不可靠和不稳定的事情，它被各种内在矛盾所困扰，在任何地方都会造成一些在它的倡导者看来也十分有害的后果。
这种头脑清醒的气氛，与其说是因为我的书，不如说是由于各种事件给人提供的教训和一些更为通俗的论述。
[6]当我发表自己的一般论点时，它并非前无古人，类似的警告早就出现过，只是很可能已快被人忘光了。
曾一再有人指出我所批评过的那些政策的固有危险。
这本书无论有什么优点，都不是因为它重申了老观点，而是因为它对经济计划产生这些意外后果的原因和过程作了耐心细致的考察。
出于这个原因，我希望现在的美国比起此书刚出版时更有利于人们严肃思考它的真正论点。
虽然我已经看到，它的矛头主要所指的狂热社会主义，即一场旨在让国家拥有主要生产资料，并对经济生活进行严密管制的有组织的运动，在西方世界已届风烛残年，不过我相信它的关键性内容仍然会有所贡献。
这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时代大概在1948年就已结束了。
它的许多幻想，甚至连它的领袖们也已放弃；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别的地方，这个名称都已经魅力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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