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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冒险和灾难中体会到了存在的疑问性。
作为统治民族，他们发展了一种悲壮的意识，这充分表现在史诗中。
印欧骑马民族造成了这一历史转折点。
公元前3000年末期，他们已到达欧洲和地中海。
公元前1200年左右，他们实行新的大迁徙，一直远远推进到伊朗和印度。
同样，到公元前2000年末期，其他骑马民族也到达了中国。
以前，从欧洲到中国，有各种古代文明，它们与遥远的过去有联系。
它们各具特征，有母权制，有定居畜牧文明，以及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简单群体，他们在从中国到欧洲的富饶的文明地带兴盛起来。
历史成为这两股力量间的斗争：古老的、稳定的、未觉醒的母权制势力，反对新兴的、流动的、具有自由倾向和开始觉醒的游牧民族。
阿尔弗雷德·韦伯的论点证明了欧亚集团内存在着真正的一致性，然而关键在于游牧民族到底出现在多大范围内，而这是难以断定的。
地理形势和历史分布或者造成了先决条件，但什么发动了创造工作仍是一个巨大的谜。
韦伯的论点具有独特的启发性，它以游牧民族的生活特点为基础，引出了简单的因果论的解释，但它仍至多适用于一项先决条件。
轴心期的内容是如此卓越和包罗万象，以致任何人都不敢断然把它归结为一个原因，即使仅把这个原因视为一项必要的先决条件。
例如，中国提供了反证。
中国产生了轴心期的丰富内容，但它既不是悲剧意识也不是史诗（直至公元后几世纪为止，中国没有出现堪称史诗的东西，这正是我们民族大迁徙和长期反对新兴民族的时期）。
还有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巴勒斯坦，那里的民族群体并未经历与游牧民族的混杂，然而却通过先知，产生了轴心期精神创造的基本因素。
由于轴心期事件事实上是一个关于人类内部的新起点，而不是关于人性整体的共同发展的问题，所以探询其历史原因是必需的。
它只涉及少数区域。
轴心期并非人类进化的普遍阶段，而是一个独特的历史分岔过程。
既然阿尔弗雷德·韦伯对此问题已给予新颖明确的解答，那么进一步的讨论就可使它受到检验，取得成效。
这三个独立起源之间缺乏联系的奥秘，通常被一般的欧亚相互关系的模糊论断所掩盖。
或许，说我们再也看不见的影响在起作用是毫无意义的。
被来自中亚的不断的新的征服、迁徙和推进所决定的整个欧亚集团的历史统一性，已得到表明。
技术性和装饰性的考古发现也可以证实这种类似现象。
这些发现追溯到早期史前，并就此可推测整个欧亚大陆绵延不绝的文化交流。
然而，与此相反，必须说不能用这种迁徙和交流的词句来解释轴心期精神运动的同时性及其内涵之崇高。
最后，对轴心期现象的最简单的解释，似乎在于有利于精神创造的共同的社会学前提：许多小国小城；冲突频起的政治分裂时代；由于破坏既不普遍也不激烈，战争和剧变造成的悲惨总是不排除其他地方的繁荣；对先前存在条件的怀疑。
这些社会学的考虑甚有意义，它们导致方法论的研究，但最终仅阐明事实，而未解释其原因，因为这些条件构成轴心期整个精神现象的部分。
它们是先决条件，但创造性结果并非其必然结果，作为总类型的一部分，其本身起源仍然成问题。
无人能充分理解在此所发生并成为世界历史轴心的东西！
必须从所有方面去理解这一突破的种种真相，它们的许多方面必须铭刻脑海，必须理解其意义，以便获得关于轴心期的暂定概念。
这概念变得越神秘，我们就越要严密地检验它。
看起来我仿佛是力图证实代表神性的直接干预，只不过没有坦言直说罢了。
决非如此。
因为这不仅是认识伪知识的致命的舞蹈，而且是反神性的强求。
相反，我要防止把轻松空洞的历史概念当做可理解的必然的人类运动；我希望坚持这样一种清醒认识，即我们的认识依赖于现行的观点、方法和事实，因此依赖于一切认识的特殊性；我希望保持问题的开放性，在寻求知识时，为我们事先根本无法想象的可能的新起点留下余地。
对奥秘的疑惑本身就是一项卓有成效的理解行动，因为它为深入研究提供了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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