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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历史分析变成连续的话语，把人类的意识变成每一个变化和每一种实践的原主体，这是同一思维系统的两个方面。
时间在这个系统中被设想为整体化的术语，而革命在这里从来就是意味着觉醒。
19世纪以来，这个主题，尽管形式不同，却起着一个恒定不变的作用，即反对一切偏移，拯救主体的主宰，挽救人类学与人文主义这对孪生学科的形象。
这个主题反对由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所作出的历史分析——造成的偏移，19世纪末叶，这个主题导致了对全面历史的研究，在这样的全面历史中，一个社会的全部差异都可以被归结于单一的形式、某种世界观的结构、某一价值系统的建立、和某种文明一致的类型。
这个主题以对起源基础的研究来反对由尼采的谱系学造成的偏移，这种研究把合理性变成人类的目的，并把整个思维史同维护这种合理性联结起来，同维持这种目的论以及必须始终回到起源的基础联系起来。
最后，近时期当就主体的欲望的规律、语言形式、行动规则，或者神秘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话语的手法而言，精神分析、语言学、人种学偏移了主体时，当这样的事情确实无疑时，即人被询问自己是什么时不能对自身的性欲和自身的无意识、自己语言的系统的形式或者自己想象的规律性进行阐述时，历史连续性的主题又被旧话重提：一部历史不可能是断裂，而是变化；不可能是关系的游戏，而是内部的动力；不可能是系统，而是自由的艰苦劳作；不可能是形式，而是某种意识不懈的努力，这种意识正在恢复清醒，并试图在自身环境的最深处振作起来，因为历史可能既是一种长期的不间断的耐心，又是最终要冲破所有界限的一种敏捷运动。
为了发挥这一把历史生动的开放同结构的“静止”
状态、“封闭”
系统、必然的“共时性”
对立起来的主题，很显然，应该首先在历史分析本身中否定对不连续性的概念的使用，对层次和界限的确定，对特殊体系的描述，对差异游戏的揭示等做法。
因此，人们只好把马克思的学说人本化，把马克思变成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学家，并在他的论述中重新找出人文主义的言论。
因此，人们用超验哲学的术语解释尼采，并在起源研究方面抑制他的谱系学。
因此，人们最终把新历史今天提出的整个方法论的问题的范畴弃置一旁，似乎这一范畴不值得同前者相提并论。
因为如果不连续性、系统和转换、体系和界限等问题确实存在于历史的各个学科中（关于思想或者科学的学科不少于关于经济和社会的学科）的话，那么，人们总能以某种合理性，将“变化”
与“结构”
，运动与循环调节或将人们不加思考所说的“历史”
与“结构”
对立起来。
在文化整体性的主题中——在这个主题上，人们先是批判了马克思，然后又为他歌功颂德，——在起源研究的主题中——人们先是以此同尼采对立起来，而后又想把他移植到这个主题中去——在生动的、连续的和开放的历史的主题中，是同一种保守功能在起作用。
因此，每当人们在历史分析中——特别是当分析涉及思维、思想或者认识时——看到非常明显地使用不连续性和差异这类词，界限、决裂和转换这类概念，以及体系与界限这类描述时，人们就会抱怨历史被谋杀了。
人们就会谴责说这是对历史的永不失效的权力和整个历史性基础的冒犯。
但是不应被此所蒙骗：因为他们最痛心的，不是历史的消失，而是这种历史形式的被抹杀，因为这种历史的形式曾经神秘地、然而却是全部地参照于主体的综合活动。
人们痛心的是这样一种变化，即它本应为意识的主宰提供比神话、亲属体系、语言、性欲或欲望更为可靠、更为隐蔽的避难所；人们痛心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它可以通过计划恢复意义的研究或者复活整体化的运动，物质决定论的手法，实践的规则，无意识系统，严格的、却未经思考的关系，脱离亲身经验的对应关系；人们痛心的是对历史的意识形态的使用，因为人们试图通过它恢复人类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失去的一切。
人们曾把所有从前的宝贝都堆放在这种历史的古老的城堡中，人们相信它是牢固的，并把它神圣化，把它变成最新的人类学思想的场所，人们甚至相信能够在这里俘获那些曾经猛烈地攻打过它的人，并相信可以把他们变成城堡的警惕的守卫者。
然而，这座古老的城堡却被历史学家们长期弃置一旁，他们离开城堡，另辟蹊径；人们甚至发现即便是马克思或者尼采也不能保护人们委托给他们的东西。
不能再指望他们来保护好这些特权，也不能指望他们再一次断言——上帝知道在今天的困境中，人们是否有这些需要——至少历史是活的，连续着的，断言历史对于回答问题的主体来说仍然是提供休息、确信、和解的高枕无忧的场所。
我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一点，其中《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勾勒出了这种研究，只是十分不尽如人意。
我们试图通过这项研究测量出一般发生在历史领域中的变化；在这项研究中一些属于思想史的方法、界限和主题受到质疑；我们还想通过这项研究试图在历史领域中解脱人类学的束缚；这项研究反过来揭示这些束缚是怎样形成的。
上述这些任务，虽然已被零乱地勾画出来，但它们的整体联结还没有得到明确的确定。
现在是使它们一致起来的时候了——或者至少应该尝试一下。
尝试的结果就是下面这本书。
在开始前，提出几点注意之处以免任何误解。
——本书不是要把已经在其他分析领域中试验过的结构主义方法移植到历史领域中，特别是移植到认识史的领域中。
本书旨在展示历史知识领域中某个正在本领域中完成的转换原则和结果。
但愿这种转换连同它提出的问题、使用的方法、确定的概念和获得的结果不至于在某一方面与人们称为结构分析的东西格格不入，这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并不是这种分析在此要特别进行讨论的现象。
——本书不是要（也谈不上）使用文化整体性的范畴（如世界观、思想类型、时代的特殊精神）以便把结构分析的形式强加给历史，而不管它是否愿意。
书中描述的系统、确定的界限、建立起来的对比和对应关系不以古老的历史哲学为依据，它们的目的是重新提出目的论和整体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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