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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断裂作为对象向历史学家提供的历史——亦即它自身的历史——如果不以这种断裂为起点，历史学家还能从什么地方开始呢？这种不连续的位移无疑是新历史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即从障碍发展到用于实践中。
它介入到历史学家的话语中，它在这一话语中不再充当应该予以抑制的外界必然性的角色，而是起着人们使用的行动概念的作用；并且，借助于由此产生的符号的倒置，它不再是阅读历史作品中的消极面（历史的反面、它的失败、它的能力的局限），而是成为积极因素。
这个积极因素决定着自己的对象，并使得对它的分析更为有效。
第三个后果是：全面历史的主题和可能性开始消失，而一种与前者截然不同的、我们或许可以称为总体历史的东西已初步形成。
全面历史旨在重建某一文明的整体形式，某一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原则，某一时期全部现象所共有的意义，涉及这些现象的内聚力的规律——即人们常比喻作某一时代的“面貌”
。
这样的计划与下面的两个或三个假设密切相关，假设在某一特别限定的时空层的全部事件之间，在人们重新发现其印迹的各种现象之间人们可能建立某种同质的关系系统，即因果关系网络（它可以将这些现象中的任何一种现象派生出来）和类比关联（它能说明这些现象是如何互为象征的，或者它们是如何一致地表现出同一中心核的）。
其次，假设历史性之唯一的同一形式包含着经济结构、社会稳定性、心理情性、技术习惯、政治行为，并把它们全部置于同一类型的转换中。
最后，假设历史本身可以被一些大单位（阶段或时期）连接起来，这些大单位在自身把握着它们的内聚力的原则。
这些假设正是新历史在判断系统、分割、界限、差异、差距、年代的特殊性、记忆暂留的特殊形式、关系的可能的类型时提出疑问之处。
但是这并不是历史力图获得各种并行的和相互独立的历史的多样性，如经济史的多样性与制度史的多样性相比，制度史的多样性与科学史的、宗教史的或者文学史的多样性相比；这也不是历史仅仅力图在这些不同的历史中指出某些日期的巧合或某些形式和意义的类似。
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这个问题决定总体历史的任务）是：确定什么样的关系形式可以在这些不同的体系之间得到合乎情理的描述；这些体系能形成什么样的垂直系统；这些体系之间的关联和支配关系是怎样的；差距、不同的时间性和多种记忆暂留可能产生什么后果；在哪些不同的整体中，一些成分会同时出现；简言之，不仅要确定什么样的体系，还要确定什么样的“体系中的体系”
，——或者说，什么样的“范围”
[2]有可能被建立起来。
一个全面的描述围绕着一个中心把所有的现象集中起来——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整体形式；相反地，总体历史展开的却是某一扩散的空间。
最后谈谈第四个后果，即新历史面临着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其中，无疑有一些在新历史出现的很早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如今这一类问题却成为新历史的标志。
我们可以举出其中的几例：文献的一致和同质的资料体的构成（开放的或封闭的，有限的或无限的资料体）；选择原则的建立（根据人们需要彻底研究的大量文献，依据统计学取样的方法进行选材或者试图提前确定那些最有代表性的成分等要求）；对分析层次和适合分析层次的成分的确定（在被研究的材料中，人们可以提出数字的指标；某些有关事件、机构、实践的——清晰的或暗含的——参照；被使用的词及其使用规则和这词的语义场，或者还有句子的形式结构和连接它们的连贯类型）；对某种分析方法的说明（对材料作数量处理，根据某些可确定特征进行分解，人们正在研究这些特征的关联关系，解释性剖析，对重复性和分配的分析）；对于那些联结研究材料的整体和子整体的确定（区域、时期、单一过程）；对于那些可以标志某一整体的关系的确定（它们可以是数字的、逻辑的关系，也可以是功能的、因果的、类比的关系，还可以是从能指到所指的关系）。
所有这些问题在今天都是属于历史方法论范畴。
这个范畴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因为人们看到它在何种程度上摆脱了前不久构成历史哲学的东西以及历史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如关于变化的合理性和目的论，关于历史知识的相对性，关于在过去的情性中和在现在的未完成的整体性中发现和构造某种意义的可能性）。
其次，因为它在它的某些点上重新分割已在其他领域发现的问题——如在语言学、人种学、经济学、文学分析、神话等领域中。
如果愿意的话，人们完全可以赋予这些问题以结构主义这个缩略词。
然而这受多种条件限制：这些问题本身还远远不能包括整个历史方法论的范畴，它们只占据这个范畴中的一部分，而它们的重要性随着分析的范围和层次而变化；除去在一些相对局限的情况中，它们并不是从语言学或人种学引入的（根据今天通常的说法），而是产生于历史自身范畴中，——主要产生于经济史的范畴，有时产生于经济史所提出的问题。
最后，它们绝对不允许谈论历史的结构化或者谈论一种要清除结构和变化之间的“冲突”
或者“对立”
的企图：因为很久以来，历史学家们就在测定、描述和分析结构了，而他们却从来不觉得有必要自问是否他们已经把活生生的、脆弱的、颤抖的“历史”
漏过去了。
将结构同变化对立起来既不适合于历史范畴的确定，无疑也不适合于结构方法的确定。
今天，历史的这一认识论的变化仍未完成。
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是从昨天才开始，因为我们肯定会把它的最初阶段上溯到马克思。
然而，它的收效却姗姗来迟。
即便是在今天，而且特别对思维史来说，这一变化仍未被予以关注和思考，而其他一些较晚出现的转变却受到青睐，——例如语言学的转变。
犹似在这部人们以自己的思想和认识编写的历史中极难提出一个关于不连续性、体系、界限、单位、特殊秩序、自律性和各种不同的从属性的一般理论。
好像在人们对溯本求源，无限追寻先源线，恢复传统，追踪发展曲线，设想各种目的论和不断借用生命的隐喻等做法习以为常之外，对于思考差异，描写偏差和扩散，分解令人满意的同一性的形式深恶痛绝。
或者更准确地说，就像人们将界限、变化、独立系统、限定体系——这些历史学家们经常使用的概念——变成理论，从中找出一般后果，乃至派生出可能的蕴涵，有着难言之隐。
就好像我们害怕在我们自己的思维时代中思考他人。
对此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即如果说思维史能作为不间断的连续性的场所的话，如果它不断地把任何分析不用抽象的方法就无法拆散的连贯结合起来的话，如果说环绕着人类所说的和所做的，它归纳出一些晦涩难懂的综合——而这些综合又超前于人类的所说和所做——并将它无限地引向它的未来的话，那么，思维史对意识的主宰来说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庇护所。
连续的历史是一个关联体，它对于主体的奠基功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个主体保证把历史遗漏掉的一切归还给历史；坚信如果不把时间重建在一个重新构成的单位中，时间将不会扩散任何东西；并许下诺言，主体终有一天——以历史意识的形式——将所有那些被差异遥控的东西重新收归己有，恢复对它们的支配，并在它们中找到我们可以称为主体意识的场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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