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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确定一种超脱了人类学主题的历史分析方法的范围里，我们看到正趋于形成的理论连同业已完成的考察都处在一个双重关联中。
这个理论试图以普通术语（但都作了大量的纠正和制定工作）提出一些方法。
上述研究从半道上使用了这些方法，或者说是为了研究的需要改造了这些方法。
但是另一方面，这一理论以已取得的成果强化自己，以便确定一个无任何人本主义的分析方法。
这个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正是它自己发现的。
对疯病和心理学的出现，对疾病和临床医学的诞生，对生命科学、语言和经济科学等所作的调查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曾是盲目的尝试，但是这些尝试已逐渐明朗起来。
这不仅由于它们逐渐地明确它们的方法，还由于它们可能发现了——在这场人文主义和人类学的争论中——它的历史的可能性的所在点。
总之，这部书同在它以前完成的那几部书一样，没有参与——至少没有直接马上参与——关于（起源、历史、变化）结构的争论，而是参与了这样一个范畴，即人类、意识、起源和主体问题的出现，交叉错杂和相互规定的范畴。
然而，毫无疑问，认为这里同样存在着结构问题的观点是无可厚非的。
这项研究不是对人们可以在《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或者《词与物》等书中所能读到的东西作重复和详细的描述。
它在很多方面与它们不同，其中亦不乏一些修正和批判。
总的来说，在《疯狂史》中对被认为“经验”
的东西花费了过大的篇幅并且令人费解，它想指出人们是多么容易接受历史的匿名和一般的主体。
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我多次试图使用结构分析，但使用这种分析可能会回避想提出来的问题的特殊性和考古学特有的层次。
最后，在《词与物》这本书中，由于没有在方法论上作明确的规定，致使人们认为我们是在进行文化整体性的分析。
我为自己无力避免这些危险而忧心忡忡：我安慰自己说，它们之所以出现在我的研究中，是因为我的研究应该从历史这些多样的方法和多种形式中超脱出来，采用自己的方法；其次，如果没有这些向我提出来的问题[3]，没有出现这些困难以及人们提出的疑义的话，我绝不可能如此清楚地看到这个不管我愿意与否从此已同我联系在一起的研究。
于是，我采用了小心谨慎、步步回头的方法来写这本书，因为，每时每刻，本书都在拉开距离，建立自己的方法，摸索着接近自己的界限，与它不想说的东西碰撞，并为确定自己的路线挖沟开路。
每时每刻，这本书都在揭示可能的含混现象，拒绝研究本身的雷同，而且有言在先，即我既非此亦非彼。
通常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认为所有人在所有方面都错了并不合适。
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邻域的外在性确定一块特殊的地方；在于试图——而不是迫使别人沉默，称他们在说空话——确定这个作为我谈论起点的空白。
这个空白在我看来仍然是非常不稳定和不确定的话语中慢慢地形成。
——您是不是对您所讲的没有把握？您是不是又要根据人们向你提出的问题改变观点，变换立场，说这些驳斥并没有针对性？您是不是准备重复说您从来就不是人们谴责的那样？您已经在安排退路，它可以使您在您的下一部书中再次出现，并像您现在做的这样嘲弄我们说：不，不，我并不在你们窥测我的地方，可我却在这里微笑着注视着你们。
——总而言之，你们想象一下我在写作时经受了多少艰辛，感受到多少乐趣，如果我——用一只微微颤动的手——布置了这样一座迷宫的话，你们还认为我会执著地埋头于这项研究，而我却要在这座迷宫中冒险，更改意图，为迷宫开凿地道，使迷宫远离它自身，找出它突出的部分，而这些突出部分又简化和扭曲着它的通道，我迷失在迷宫中，而当我终于出现时所遇到的目光却是我永远不想再见到的。
无疑，像我这样写作是为了丢面子的远不止我一人。
敬请你们不要问我是谁，更不要希求我保持不变，从一而终：因为这是一种身份的道义，它支配我们的身份证件。
但愿它能在我们写作时给我们以自由。
（谢强译）
[1]选自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2]是否应该对最后的闲逛者强调：一个“范围”
（无疑是在这个词的所有意义上讲），形式上就是一种“体系中的体系”
？无论如何，这全然不是人们为消除孩子们的失望而置于幻灯前的一幅小的固定图画，而在孩子们的年龄，他们当然更喜欢电影的生动。
[3]尤其是，该文的最初部分以稍不同的形式对高等师范学校就“认识论循环”
所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
另一方面，就某些发展的概要已对《精神》杂志的读者作了回答（196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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