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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指出，首先，亲属制度并不是在所有文化中都同等重要的。
对有些文化来说，它提供了规定所有或大多数社会关系的积极的准则。
而在另一些共同体中，如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这种功能或者是全部消失了，或者是大大地减弱了。
在还有一些共同体中，如在平原印第安人的社会中，它只是部分地被实现。
亲属制度是一种语言；但它不是一种普遍的语言，一个社会可以偏向于别的表达与行为模式。
从人类学的观点看，这意味着在处理某个特殊的文化时，我们永远必须预先提出一个问题：这个系统是系统的吗？这样的问题初一看似乎是荒唐的，但其荒唐只是与语言有关的。
因为语言是一个典型的语义系统，它只是表达意义，而且只能通过表达意义而存在。
相反，上述问题在我们从语言研究转向对另一些系统的考察时，便必须经过严格的检验；这些系统同样要求具有语义的功能，只是这种功能的实现却仍然是部分的、片断的，或主观的，如像社会组织、艺术等等的情况。
进一步说，我们已经把舅甥关系解释为基本结构的一种特征性的表现。
这个产生于含有四个称谓的一些特定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按照我们的观点来看，是真正的亲属关系的原子。
[45]超出这个结构的基本要求之外，不可能再构想或给出任何东西，此外，这是组成更复杂系统的唯一的砖块。
因为有更复杂的系统存在；或更准确地说，所有亲属制度都是在这一基本结构的基础上，通过吸收新的元素使其扩大和发展而建立起来的。
于是我们必须考虑两种假设：其一是，所研究的亲属制度是通过一些基本结构的简单的并列而实现的，因此其中的舅甥亲属关系仍然始终是明显的；其二是，系统的砖块已经属于一个更为复杂的秩序。
在后一种情况下，舅甥亲属关系虽然存在，但可能淹没在一种经过变异的背景中。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种系统，其出发点是在上述的基本结构中，但它在母舅的右边还加上了他的妻子，而在父亲的左边首先加上父亲的姐妹，然后再加上她们的丈夫。
我们可以很容易证明，这一秩序的发展将导致在下一个世代中发生一种平行的分裂。
这时，对于孩子必须按照性别来区分——即分成由一种同在这个结构中占据着周边的其他位置的那些称谓对称而又相反的关系联系起来的男孩或是女孩（举例来说，如波里尼西亚的父亲的姐妹的支配地位，南非的恩兰普萨和通过母舅的妻子来实行的继承法）。
在这种结构类型中，舅甥亲属关系仍然是有优势的，但它已不再是最有优势的了。
在一些比这更为复杂的结构中，舅甥关系可能被抹杀掉，或可能与其他亲属关系混同起来。
但是正因为它是基本结构的一部分，舅甥关系将明确地重新出现，并且每当被研究的亲属制度达到一个危机时便趋向于得到加强——这或者是因为这种关系一直在经受急剧的改造（如在西北海岸那样），或者由于它是根本不同的文化之间的接触和冲突的一个焦点（如在斐济和南印度），或最后还有是因为它处于一种生死危机的痛苦中（如欧洲中世纪时的情况）。
图2
在许多亲属制度中，两个个人之间的亲属关系经常不是只用一种单一的态度表达出来的，而是用共同组成似乎是“一束”
态度的许多态度表达出来的（如在特罗布里恩岛，在那里我们既发现了夫妻之间的相亲的态度，也发现了他们之间的互惠的关系）。
这是难以发现基本结构的一个补充的原因。
我们曾试图表明上述分析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当代的一些著名的原始民族社会学的代表人物。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这些分析在其最基本的原理上是与他们的学说分道扬镳的。
兹引拉德克利夫布朗《亲属制度研究》一书为例：
亲属关系所赖以建立的结构单位是我称之为“基本家庭”
的共同体，由一个男子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一个或多个孩子所组成……基本家庭的存在造成了三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关系，即亲子关系、同一双亲的孩子之间的关系（同胞关系）和作为同一个或同一些孩子的双亲的夫妻之间的关系……这三种存在于基本家庭内的亲属关系构成了我所谓的第一顺序。
第二顺序的亲属关系是指那些通过一个共同的成员将两个基本家庭联结起来而出现的亲属关系，如父亲的父亲、母亲的兄弟、妻子的姐妹，等等。
在第三顺序的亲属关系中则有比如父亲的兄弟的儿子和母亲的兄弟的妻子。
如果我们有家谱资料的话，就能找出第四、第五或第n顺序的亲属关系。
这段文字中所表述的思想，即认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家庭构成了所有社会精心组成其亲属制度的出发点，并不只是拉德克利夫布朗一个人提出过。
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在今天能获得更普遍的一致同意了。
而按我们的观点，也没有比它更危险的了。
当然，生物学意义的家庭在人类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
但是赋予亲属关系以社会—文化特征的并不是它从自然中保留下来的东西，而毋宁说是它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基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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