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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es）。
皮尔士后来表明，这种指号类型必定出现于每个知觉判断中（例如作为代词和副词的功能），才能保证由谓词所决定的对象的时空同一性。
3.作为某物之为某物的“中介”
或“表达”
的指号功能对解释项而言的三元关系（第三范畴，后被称为第三性）。
与此范畴相应的指号类型是常规的“符号”
（symbols），它是作为对某物之为某物的概念表达之综合的中心功能的基础或媒介。
但是，如果没有图像功能和指标功能的统一，这一通过符号的表达就是空虚的，正如康德所说，概念无直观则“空”
。
另一方面，图像和指标功能如果不被整合到对解释项而言的表达功能中去，那它就是盲目的。
正如康德所说，直观无概念则“盲”
。
实际上，唯有解释才能使图像功能具有意义（例如，脉搏或路标的图像功能），也才能满足一个模型或一个图表甚或一幅图画的指标功能（形式化语言的句法—语义学哲学应该认真考虑后面这一点）。
然而为了说明这种对三个基本范畴和三种指号类型的指号学演绎如何能够有助于说明经验之可能性和有效性条件，就有必要随皮尔士一起把三种基本推论与三个基本范畴或三种指号类型协调起来：第三性和概念性符号对应于作为一个具有理性必然性的动因的演绎；第二性和指标对应于通过时空中的事实进行普遍性证实的归纳；第一性对应于对新的存在性质进行综合认知的外展推论（abdu）。
这一用归纳和外展推论或假设的综合逻辑对分析的演绎逻辑的独特的补充，乃是皮尔士在19世纪60年代通过对康德的论文《四个三段论式的精巧错误》的批判而产生的。
其实，当时皮尔士已经从邓·司各脱那里确信：三段论研究必须先于对判断形式的研究，因为只有这样，判断在逻辑上的差异才能得到揭示。
外展推论或假设[6]是从某个可能的演绎的现成结论和一个设定的大前提推论出一个三段论式的偶然的（小）前提；它的发现对皮尔士的实用主义的探究逻辑具有特殊重要性，因为在皮尔士看来，假设是一种独特的推论，借助于它我们的知识得到了在康德的经验的综合判断意义上的扩展。
因此，皮尔士认为可以把假设解释为无意识的外展推论。
但是，由于任何外展推论或假设都是以某个大前提为条件的，从而必须由归纳来检验，因此，在皮尔士看来外展推论和归纳一起为由康德不很明确地提出来的问题提供了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综合判断怎样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
外展推论或假设说明经验之可能性，因为它使综合得以实现，这种综合把多样的感官印象和知觉性质归结为知觉判断中（以及在通过规律进行的说明中）的一致性统一体。
在这里首要的是，谓词的图像功能势必以作为符号的谓词的意向意义为媒介，诸如在这样一个陈述句中：“这（看起来如此如此）大概是一例瘟疫。”
另一方面，归纳说明一切经验之普遍前提的经验合法性，不论这些前提隐含于知觉判断中，还是明确出现于规律般的陈述中。
在这里首要的是，语言的指标功能作为对此时此际的对象的识别，势必是以作为种类符号的谓词的外延性意义为媒介的，诸如在这样一个陈述句中：“这（或这里）是一例瘟疫。”
但是按皮尔士的看法，人们有可能在先于对某个命题的事实性证实或证伪的一个步骤中，检验这个命题是否是一个蕴含着能够通过归纳证明的普遍因素的真正假设。
为此人们必须用一个思想实验（它具有受操作条件限制的预测形式）从谓词的普遍性（规律般的）意义推演出可能的实验结果。
正是这一步骤体现了探究逻辑范围内的分析阶段和综合阶段的互相依存，皮尔士在其实用主义公理中阐明了这一步骤，作为他的《怎样使我们的观念清晰》一文的方法。
最后但并非无关紧要的是，皮尔士把这种方法应用到“实在”
概念上，诸如用于“我的经验对象是实在的，它不是一个空洞的幻想”
之类的命题中；而且，根据在他的“综合逻辑”
中得到分析的可能经验，皮尔士对实在的意义作了阐明，由此获得了一个终极的和独特的概念，即关于知识之可能的一致性统一体的“极点”
的概念。
为简明起见，我引用一段关于这一“极点”
的总结性0文字，它比对实用主义基础的阐明要早好几年：
实在……（更准确地说：评价的对象）[7]是信息和推理迟早会达到的东西，实在因而不是取决于我和你的异想天开。
所以，实在概念的来源本身表明，这一概念本质上包含着一个共同体的观念。
这个共同体没有任何确定的限制，而且能够确定地增长知识。
换言之，皮尔士对康德先验逻辑的改造工作的“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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