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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士认为康德的方法“并没有表现出那种与给予范畴以有效性的一致性统一体的直接关联”
。
[3]
皮尔士在其批评文章中所用的短语“一致性统一体”
实际上揭示出皮尔士本人在寻求他的“先验演绎”
之“极点”
时的方向：他的真实意图并不在于自我意识中的客观的观念统一体[4]，而在于那种主体间有效的通过指号对客体的表达的语义学一致性；根据皮尔士的观点，这种一致性只有在指号解释的维度上（后来被G.莫里斯称为语用学）才能被决定。
1866年，早期皮尔士这样来刻画他所寻求的一致性统一体：“我们发现，任何判断都受某一个一致性条件的支配：它的诸因素必定能形成一个统一体，这个一致性统一体属于我们所有的判断，因而可以说是属于我们的；或者不如说我们是属于它的，因为它属于全体人类的判断。”
[5]
这一早期观点表明，皮尔士所孜孜以求的“一致性统一体”
在自我意识的个体统一体，亦即康德的“极点”
之外。
皮尔士在其1868年的指号学著作《心的理论》中证实了这一点，他写道：
意识是一个模糊的术语……有时意识常指“我思”
，或者思想中的统一体；但这个统一体无非是一致性，或对一致性的认知。
一致性属于每个指号，就它是一个指号而言……无论如何决没有人的什么意识因素不能在词语中找到相应的东西……人使用的词语或指号就是人本身……人这个有机体只是思想的一个工具。
而人的同一性在于他的行为和思想的一致性……
由此，皮尔士直接得出了决定性的结论，这个结论导向在一致性解释的指号学统一体意义上的“极点”
：“于是，思想的存在依赖于未来的东西；从而它仅只具有一种可能的存在，取决于共同体的未来思想。”
然而，从我们这里提到的“极点”
如何能够推演出可能经验的范畴甚或原理呢？难道皮尔士的观点看起来不是还被禁囿于前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的范围之中吗？——这种前康德的理性主义混淆了语言的形式逻辑和关于经验之可能对象构造的先验逻辑。
上述异议如果是针对现代语言分析的“科学逻辑”
，譬如是针对建立在形式化语言框架中的现代演绎性说明理论的，倒是不无道理的，但却不能用来指责皮尔士。
皮尔士决没有把关于概念性符号或命题性符号的形式逻辑当做是康德先验逻辑的一个充分的替代物；恰恰相反，为了取代康德的先验逻辑，皮尔士借助于康德的“哥白尼式转向”
，开创了他的全新的“综合探究逻辑”
，而且，在他的准先验的指号学中，除了概念性符号外，皮尔士还设定了另外两种指号，并认为这两种指号使得从感觉刺激活动和知觉性质到概念和判断的转变成为可能。
但是，对先验逻辑的改造的真正基础还在于以下事实：皮尔士在1867年完成了一个关于三种指号类型的“先验演绎”
，这三种指号类型对应于说明三个普遍范畴的三种推论；而三个普遍范畴蕴含在指号关系（指号过程，semiosis）中，后者乃是皮尔士的“先验逻辑”
的暂时的“极点”
。
按皮尔士的看法，指号关系或表达可以用下列定义模式来加以说明：一个指号是某种对于解释项来说在某个方面或性质上代表某物的东西。
在皮尔士看来，这一定义模式蕴含着三个范畴：
1.不具关系的简单性质，它构成某物之被表达为某物本身存在（第一范畴，后被称为第一性）的那个方面和那个观点。
与这一范畴相应的指号类型是“图像”
（is）；皮尔士后来明确指出，这种指号类型必须蕴含于知觉判断的每个谓词中，以便把被感觉到的实在世界的性质整合到构成知觉判断之中项的那种假设之综合中去。
2.指号与它所指称的客体或诸客体的二元关系（第二范畴，后被称为第二性）。
与此范畴相应的指号类型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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