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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存在与时间》里我们这样读道：
“在理解的循环中……隐藏着最原始的认识的一种积极可能性。
当然只有在我们的解释（Auslegung）中我们理解到我们首先的最终的和经常的任务始终是不让我们的前有、前见和前把握以偶发奇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对我们表现，而是根据事物本身作出这些预期从而确保这些科学论题，我们才真正把握这种可能性。”
这里我们基本上发现了根据事物本身的预期和源自偶发奇想（Einfaelle）和流俗之见（Volksgriffe）的预期之间的区别；这两个词与仓促的成见和转换的成见有着视觉上的联系。
但是当我们随后直接地宣称，“历史知识的本体论前提在原则上超越最精密科学的严格性观念”
，从而回避了历史科学本身特有的严格性问题时，这种区别如何能被追溯呢？比任何认识论更深刻地固定循环的关怀（）阻止认识论问题被提到本体论根据上。
这是否说在海德格尔自己著作中不存在任何与认识论批判环节相应的发展呢？确实存在着这种发展，但是，这种发展被应用于其他地方。
在从仍然包含理解和解释理论的对此在的分析过渡到包含理解第二种思考（63节）的时间性和整体性理论的过程中，所有批判的努力似乎都是为了“消解形而上学”
（destrugmetaphysics）。
其理由是清楚的，既然诠释学已变成存在的诠释学——存在意义上的诠释学，适合于存在意义问题的预期结构也就被形而上学的历史所给出，形而上学取代了成见的位置。
所以存在的诠释学在与古典的和中世纪的实体，与笛卡尔派和康德派的我思（cogito）的争论中使用了它所有的批判手段。
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对抗取代了对成见批判的位置。
换句话说，从海德格尔观点看，能够被认作揭蔽事业组成部分的唯一内在的批判是形而上学的消解：一种真正的认识论批判只能间接地被恢复，因为形而上学的残余在自称是经验的科学里仍能起作用。
但是，对这种起源于形而上学的成见的批判是不能取代与人文科学，与它们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前提的真正对抗。
因此对彻底性的过分关注切断了从一般诠释学向局部诠释学的回归之路：即向语文学、历史学、深层心理学等的回归之路。
关于伽达默尔，毫无疑问他曾经从指向派生物的基本原则中完全掌握了这种“下降辩证法”
的紧迫性。
所以正如我们上面注意的，他旨在“探究那些根据海德格尔从此在的时间性推导（Ableitung）理解循环结构这一事实而为人文科学的诠释学所得出的结论”
。
正是这些结论使我们感兴趣。
因为正是在推导的运动中前理解和成见之间的联系才成为问题，以及批判问题在理解核心里重新被提出，所以伽达默尔在谈到我们文化的文本时，反复地坚持这些文本是自我指称的，存在着对我们讲话的“文本的内容”
。
但是，如果不面对关于前理解和成见得以混淆的方式的批判问题，“文本的内容”
如何能被讲出呢？
在我看来，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似乎阻碍了走这条路线，这不仅是因为所有思考的努力都是为了基础问题的彻底化，有如海德格尔一样，而且也因为诠释学经验本身阻止对任何批判事例的承认。
这种诠释学的主要经验，由于决定了它提出普遍性要求的立场，所以包含了对要求人文科学客观化态度的“疏异的间距化”
——异化——的拒绝。
这样，整个工作设定了一种两分的特征，这种特征即使在《真理与方法》书名中也表现出来，这书名是分离超过了结合。
在我看来，正是这种最本源的两分情况阻碍了伽达默尔真正承认批判事例，因而不能公正地对待意识形态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乃是现代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事例的表现。
我自己的质问正是从这种观察进行的。
转变诠释学的最初立场重新以这种方式表述问题，以致隶属经验和“疏异的间距化”
之间的辩证法变成了诠释学的主要动力，内在生活的关键，这难道不是恰当的吗？
这种改变诠释学问题最初立场的观念是由诠释学本身的历史所提出的。
在这整个历史中，强调的重点总是返回到注释学或语文学，这就是说，总是返回到与基于文本或与文本有相同地位的文献或纪念物中介的传统的关系。
施莱尔马赫是新约全书的注释家和柏拉图的翻译家。
狄尔泰则在文字固定的现象或更一般地说在铭文现象中找到了与直接理解他人（Verstehen）显然不同的解释（Auslegung）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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