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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传统诠释学按照设定的传统进行思考的地方，意识形态批判必须按照预期来进行思考。
换句话说，意识形态批判必须在我们面前把传统诠释学认为是在理解起源上就存在的东西设定为调整观念。
正是在这一点上，指导认识的第三种旨趣即解放旨趣才开始起作用。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旨趣激励了批判社会科学，为所有在精神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中所构成的意义提供一种参照系。
自我反思乃是解放旨趣的相关概念。
因此自我反思不能建立在先天一致基础之上，因为先天的东西正是一种中断的交往。
我们不能像伽达默尔那样讲那种实现理解的共同一致，即无须假定实际并不存在的传统的会聚，无须神圣化那种乃是错误意识源泉的过去，无须本体化那种总只是一种曲解的“交往能力”
的语言而实现理解的共同一致。
因此意识形态批判必须放置在调整观念的标志之下，也即在无限制和无强迫的交往的标志下。
这里康德派的强调是明显的；调整观念不只是“是什么”
，它更是“应当是什么”
，不只是重新收集，它更是预期。
正是这一观念给予每一种精神分析学或社会学的批判以意义。
因为只有在再象征化方案中才有非象征化，只有在结束暴力的革命背景中才有这种方案。
当传统诠释学力求抽象权威的本质并把它与对卓越性的认可相联系时，解放的旨趣则回到《关于费尔巴哈的论纲》的第11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所以一种非暴力的末世学形成了意识形态批判的最终哲学视域。
这种与恩斯特·布洛赫主张很接近的末世学取得了传统诠释学里语言理解的本体论位置。
二、走向批判诠释学
1.对诠释学的批判反思
现在我将提出我自己对于每一种立场的前提的思考，并着手解决导言中提出的问题。
我们说过，这些问题涉及哲学最基本特征的意义。
诠释学的特征是一种谦卑的特征，它承认一切人类理解由于有限性而从属于的历史条件；而意识形态批判的特征则是一种傲慢的特征，它针对人类交往的歪曲进行挑战。
对于前者，我使自己处于我知道我所隶属的历史过程中；对于后者，我把被歪曲的人类交往的现时状态与一种受无限制和无强迫的交往这一限定概念指导的本质上是政治言论自由的观念加以对立。
我的目的不是以一种包容两者的超体系将传统诠释学和意识形态批判加以混合。
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它们每一方都从不同的立场讲话。
然而每一方都可以被要求承认对方，不是把对方作为陌生的和纯粹敌对的立场，而是作为以它自己方式提出合法性要求的立场。
正是在这种精神指导下，我转到导言中提出的两个问题：（1）诠释学哲学是否能说明意识形态批判的要求？如果能，代价是什么？（2）在什么条件下，意识形态批判是可能的？它最终能离开诠释学的前提吗？
第一个问题是对诠释学一般说明批判事例的能力进行挑战。
诠释学里如何能有批判呢？
我将首先指出，对批判事例的认可在诠释学内乃是一种不断被重申但又经常被忽略的模糊愿望。
从海德格尔开始，诠释学整个来说是致力于返回基础，这是一种从关于人文科学可能性条件的认识论问题走向理解的本体论结构的运动。
但我们可以问，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返回路线是否可能呢？因为只有沿着这一路线我们才能证实注释学——历史学的批判问题是“派生的”
，以及注释学意义上的诠释学循环是“建立”
在理解的基本预期结构之上的这样的断言。
本体论诠释学出于结构上的理由似乎不能展现这种返回问题。
在海德格尔自己的著作中，问题一当被提出就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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