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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批判因素为意识形态批判提供了清楚表述权威现象学的可能性。
但是，这不是伽达默尔最终强调的方面。
尽管他早先对德国浪漫主义进行批判，但他又返回到德国浪漫主义的主题，即把权威与传统联系起来。
具有权威的东西就是传统。
当伽达默尔把这两者加以等同时他就以浪漫主义的语调讲话：
“存在一种浪漫主义特别要加以保护的权威形式，即传统。
由于传统和习俗而奉为神圣的东西具有一种无名称的权威，而且我们有限的历史存在是这样被规定的，即因袭的权威——不仅是有根据的见解——总是具有支配我们活动和行为的力量。
一切教育都依据于这一点。
……（习俗和传统）是在自由之中被接受的，但决不是被自由的见解所创造，或者被它们自身所证明。
其实，我们称之为传统的东西，正是它们有效性的基础。
事实上，我们是把这样一种对启蒙运动的更正归于浪漫主义，即传统具有理性论证之外的正当理由，并且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规定了我们的态度和行为。
古代伦理学优越于近代道德哲学的特征在于：古代伦理学通过传统的不可或缺性证明了伦理学向‘政治学’、即正确的统治艺术过渡的必然性。
与此相比较，现代启蒙运动则是抽象的和革命的”
[6]（请注意力量［Gewalt］一词如何在权威［Autoritaet］背后溜进正文，同时注意统治［Herrschaft］如何出现在“从传统而来的统治”
[7]这一表达式中）。
当然，伽达默尔并不想回到浪漫主义和启蒙运动之间不可调和的争吵的老路上去。
我们必须感谢他试图调和（而不是对立）权威和理性。
权威的真正意义来自它为自由判断的成熟所作出的贡献：因此“接受权威”
就是通过怀疑和批判的屏障。
由于“传统总是自由和历史本身的要素”
[8]，权威和理性的联系甚至更为根本。
如果文化遗产的“保存”
（Bewahrung）与自然实在的简单守恒相混淆，那么这一点就会被忽视。
传统必须被掌握、采用和保持；因此它要求一种理性行动：“保存正如革命和复兴一样，是一种自由选择行为。”
[9]
但我们可以注意一下，伽达默尔是用了理性（Vernunft）一词，而不是知性（Verstand理解）一词。
只有在此基础上，与哈贝马斯和卡尔奥托·阿佩尔的对话才有可能，他们两人也致力于捍卫区别于技术专家知性的理性概念，他们认为技术专家知性屈从于纯粹的技术方案。
情况很可能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交往行为、理性工作和工具主义行为、技术知性工作之间的区分，只有借助于传统——或至少是借助于与政治化、制度化的传统相对立的活生生的文化传统——才能被作出。
E.威尔（Weil）关于技术的合理性（rationale）和政治学的能合理性（reasonableness）的区别在这里也同样重要；对威尔来说，能合理的东西只产生于创新精神和传统精神之间的对话过程中。
对成见、权威和传统这一系列的真正“本体论的”
解释可以说是在“效果历史或效果历史意识”
范畴中被具体化，效果历史或效果历史意识标志着伽达默尔关于人文科学基础的反思所达到的顶峰。
这一范畴并不属于方法论和历史研究，而是属于对这种方法论的反思意识。
它是历史意识范畴。
以后我们将看到哈贝马斯的某些概念，如自由交往的规范观念，是与社会科学的自我理解处于同一层次。
因此我们必须非常仔细地分析效果历史意识范畴。
一般说来，它可以刻画为受历史影响和受历史效果影响的意识，其意义是这种对我们的行为不能被客观化（对象化），因为效果正如历史现象一样乃属于行动的真正意义。
在伽达默尔的《短篇著作集》中我们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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