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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虚假外表依赖于强制性合作和协作这个基础来确保自由市场和开放贸易的框架。
自由市场的乌托邦理想与空间性的第二个基本协商点更直接地取决于物质人工环境的建设，那种环境是商业活动能够依靠的资源复合体。
它以其最粗糙的形式允许商业化的乌托邦理想规划，比如玛格丽特·撒切尔设立城市发展公司来恢复城区的那类规划（伦敦港区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但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总会产生地理偏见和不平衡地理发展，这又会诱发其他方面的发展，这些发展都是某种协同作用的一部分，当自由市场参与空间生产时，那种协同作用必然会发生。
出售一个地方，如巴尔的摩，这本身就成了乌托邦艺术表现的部分。
源自于空间形式和乌托邦的华丽辞藻和关于过程乌托邦的华丽辞藻正是在这个方面相互结合从而制造了我们身边的商业化的和退步的乌托邦形式。
这种矛盾的结果加深而不是减缓了不平衡地理发展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活动。
各种样式的国家统治体系的扩充把整个世界区域和居住在那里的人口中的不同阶层还原为类似于奴役的状况。
主要公共资源在空间上的集中在所有的规模上都产生了螺旋式上升的地理不平等。
而且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存国家权力的政治经济资源，这些资源保障了自由市场的运行。
这些悖论和矛盾到处不证自明。
然而，有关自主、自由和市场的乌托邦花言巧语隐藏得如此有效以至我们经常会发现难以说清楚那种潜在的强迫性协作模式，而它们原本公然地直接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七、探索时空乌托邦理想
考虑到空间形式和社会过程这两方面的乌托邦都存在着缺陷和困难，那么最明显的替代方案（不同于完全抛弃任何什么乌托邦主张）就是建立一个明确的时空的乌托邦理想。
很多年前爱因斯坦就告诫我们，空间和时间不能有目的地分开。
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许多迹象表明空间同时间的分离虽然有时很有用，但却常常令人误解（参见Harvey，1996，第三部分）。
而且如果空间和时间被当作社会构造（暗示着否认了牛顿和笛卡尔所创立的绝对时空理论），那么乌托邦理想就必须同时包含空间和时间的生产。
因此，对于我称之为“辩证乌托邦理想”
的东西的探索还在继续。
然而，一定不要抛弃从空间形式和时间过程这两个乌托邦理想的分离史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
确实，对它们进一步地分析，可以得到更深层次的领悟。
从前者来看，实现特定社会和道德目标的想象性空间游戏观念可以转换成潜在的、无止境的、有许多空间形式可能性的开放实验，这就允许对广泛的人类潜力进行探索（集体居住、类属关系和生产—消费风格的不同模式，与自然关系的不同模式，等等）。
列菲伏尔（Lefebvre，1991）就是这样提出其空间生产概念的，他将之视为一种探索替代方案和解放策略的优先手段。
但是列菲伏尔坚决反对传统的空间形式乌托邦，正是因为它们具有封闭的独裁性。
他开辟了对笛卡尔概念、对政治专制主义进行毁灭性批判的新风尚。
那种政治专制主义来自于空间和压迫的绝对观念，而那种观念又源自理性化的、官僚化的、技术统治论的和由资本主义定义的空间性对世界的报复。
对他来说，空间的生产必须总是作为一个不断开放的可能性持续下去。
不幸的是，结果却使任何实际替代方案的空间令人失望地无法定义。
列菲伏尔不接受特定的建议。
他拒绝面对这个根本的问题：实现一个空间就是实施一种属于独裁主义的封闭行为（尽管是暂时的）。
所有已实现的乌托邦的历史都指向了根本且不可避免的封闭问题，即使由排外行为而产生的幻灭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因此，如果想要实现替代方案，那就不能无穷尽地躲避封闭的问题（以及它所预示的权威）。
这样做就是采纳一种有关永远无法实现的渴望和欲望的牵强的浪漫主义思想。
这就是列菲伏尔最终把我们遗弃的地方。
福柯试图通过不同的途径摆脱同样的困境。
在首次出版于1966年的《物的秩序》一书中，他杜撰了“异托邦（heterotopia）”
这个术语来描述那种不和谐、那种“高深莫测的多样性”
以及语言本身能够产生的基本的混乱：
乌托邦提供安慰作用：虽然它们没有真实的位置，但却存在着一个幻想的、无烦扰的、它们能够在其中伸展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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