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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希望：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联合世界最遥远的部分，使他们能相互救济彼此的缺乏、增加彼此的享受、激励彼此的产业，其一般倾向似乎是有利的。
不过，对于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两处的土人来说，这两件事本来能够产生的一切商业上的利益，却被它们所引起的不幸完全抵消了。
这种不幸与其说是出自于它们的本性，还不如说是出自偶然。
美洲及东印度通路被发现时，欧洲人的优越努力，使他们能为所欲为，在此等遥远的地方，做出各种不合正义的事体。
今后，此等地方的土人，也许会日渐强盛，欧洲人也许会日趋衰弱，使世界上各地的居民，有同等的勇气和实力。
只有这样，才可引起相互的恐惧，从而威压一切独立国的专横，使它们能相互尊重彼此的权利。
但最能建立此种同等实力的，似乎就是互相传授知识及改良技术了，但这种结果，自然会，或不如说必然会，伴随着世界各国广泛的商业而来临。
（AdamSmith，引自Arrighi，1994，19[2]）
结果决不会像斯密的乌托邦幻想所假定的那样是偶然和短暂的。
就像当时一样，我们现在随时可以在各种著作中发现斯密的这一标准的反应：因为市场还不完善，所以产生了不平等问题。
但是，经历两个世纪的苦难之后，这种论调不再有什么重要意义和可信度。
六、在空间形式中奠定社会过程的基础
空间形式的乌托邦不得不与它意欲控制的社会过程相妥协，从而与它们的崇高目标相悖。
现在我们也发现，已实现的社会过程乌托邦必须与空间性和地点地理学相协商，这样，它们就同样失去理想的特征，而产生了在许多情况下完全违背初衷的结果（比如，加强了独裁主义和不平等性，而非更强的民主和平等）。
我们来更进一步地看看这种颠倒在理想化的社会过程中是如何发生的。
存在着两个基本点，当任何社会过程乌托邦理想具体实现时，“空间性协商（ionofspatiality）”
一定会在这两个基本点上发生。
对它们的考虑证明了斯密所哀叹的结果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视为偶然的或短暂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自由市场依赖于国家权力。
自由市场的发展决定性地取决于国家权力特定形式的扩展和深化。
与大众信念相反，市场过程没有“挖空”
国家。
它们带了国家对社会过程特定方面的更进一步控制，恰如它在履行某些比较传统的、民粹主义的职责中被驱逐一样。
此外，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本身需要合法性以最有效地履行职能，那就必须动员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情感，从而把自由市场的扩展变成政治的甚或明显的地缘政治的十字军东征。
英国是19世纪世界范围内市场的推动者，使用了炮舰外交政策、帝国征服和有关种族优越及“白人重任”
的广泛观念，并确信他们在打开世界接受贸易的运动中所肩负的“教化使命”
。
美国在1945年之后运用各种可自由支配的宗派和暴力手段努力寻求一种与假想中的“民主”
资本主义相结合的自由市场的新世界秩序。
在过去20年中，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十字军东征主题，它再一次地显示霸权国家的权力是自由运行的市场所必需的。
在一个较为局部的层次上，玛格丽特·撒切尔只有通过无情地使用国家权力（比如，镇压罢工的警察暴力、对大学研究的严密监控）并诉诸民族主义情绪（当她拒绝与欧洲进行市场自由真正地且逻辑上需要的一体化时，后者就产生了导致她垮台的一个悖论）才能在英国内部实现她的自由市场哲学。
这预示着一个根本的矛盾。
国家权力的保存和扩展是自由市场运行所必需的。
如果自由市场像惯常那样削弱国家权力，那么它们就破坏了自身运行的条件。
相反，如果国家权力对市场的运行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国家权力的保存就需要对自由运行的市场进行颠倒。
正如波拉尼清楚地概括，这是处于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心的主要矛盾。
它解释了，在像巴尔的摩这样的城市中，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发展格局是通过诉诸自由市场竞争这样的花言巧语来证明是正当的，而实际上它却依赖于国家的补贴和垄断。
它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化和更加自由的国际贸易的伟大时代已经成为单一权威国家（比如19世纪晚期的英国或1945年之后的美国）能够为自由市场获得成功提供政治、制度和军事条件保证的伟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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