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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加剧了这个问题。
它在单纯追逐利润中滥用短缺的资源。
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基本上运用了自然的和社会的区分。
在任何时候，都存在“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关系。
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
，[31]当在各种社会形态中被创造出来的物质总和超过了容纳它的社会的时候，革命就要到来。
内容突破了形式：
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
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
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
分配关系，从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同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旦有了广度和深度，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
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
[32]
五、马克思与密尔的比较
约翰·密尔（JohnMill）区分生产和分配，认为生产的性质是不依赖于社会结构的，而分配则是由社会决定的。
马克思批判了他，主张生产具有社会的也具有物质的性质，并且指责密尔把它们对立起来是保守主义。
我们将表明密尔关于生产和分配的区分类似于马克思关于经济的次社会和社会方面的区分。
马克思和密尔使用不同的术语，但这并不说明马克思的抨击是正当的。
马克思引证密尔的论点是，关于生产的事实是“物质的”
，而分配则反映人的制度。
马克思反对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谁占有什么生产力决定谁得到什么产品。
然而密尔说的“生产条件”
显然仅指马克思也看作是物质的技术事项。
密尔的分配概念包含生产力所有制模式，因此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不受限制的。
马克思不会写出下面的句子，但密尔的意思与马克思的观点实质上是一致的：
分配规律与生产规律不同，它部分地是人的制度：因为任何社会中财富分配的方式，依靠于流行的状况或惯例。
[33]
但是，或许密尔在试图对生产进行物质的描述时，暗中使用了社会的术语？马克思是这样认为的。
他说，在密尔那里，生产的出现是由独立于历史的外部自然规律支配的，同时资产阶级的关系在理论上被暗中冒充为不可抗拒的社会规律。
我们在马克思说到的密尔著作的这一节中，找不到这一指控的根据，事实上，在别的地方也找不到。
密尔用“资本”
指生产本身的物质必需品，而马克思没有这样用，这是真的。
但是他明白“资本的需要不一定由一个叫做资本家的人来提供。”
[34]这在马克思的术语中会是矛盾的，那里“资本的”
带有社会意义。
他的意思是说密尔随便地使用它，一会儿在社会意义上使用它，一会儿又在物质意义上使用它；然而这完全不对。
（如果“资本的”
一词的宽泛使用带有马克思所痛惜的恶劣的含糊性的话，那么密尔有权把它限定在物质方面，与马克思给它以纯粹社会意义是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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