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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看到，个体的日常伦理至少部分地从非日常中得到培育。
非日常的标准无论在进行决策还是在接受责任（决策在其上得以产生的层面中），都具有同质化的特征或趋势。
伦理道德中的同质化可以在不止一个层面上得以实现。
然而，它的标准同所有种类的同质化一样保持不变：对给定目标的全神贯注，使日常活动屈从于这一目的；甚至部分地或全部地使之悬置；集中我们的所有才能以达到类本质。
这里同样可以引证卢卡奇的术语，“整个人”
成为“作为总体的人”
。
在作出要求同质化的道德决策或承担责任时，我们超越了我们的日常自我；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生活的那一领域提供场所无关紧要。
当朱丽叶决定她宁愿一死也不嫁帕里斯时，蕴涵于她的决定之中的道德同质化，与菲利普战场上报道布鲁斯特的自杀的决定是等同的。
事实上，尽管这听起来似乎自相矛盾，但我们可以断言，道德同质化，即日常态度的弃置，甚至在日常生活领域也是可能的。
结论必然是：伦理道德没有自己特殊的领域，但它们出现于任何领域。
这一点更多地不是生活的不同领域的特征，而是道德同质化自身的特征。
在任何同质化领域中，只要个人在这一领域中积极活动，同质化的进程就会持续，只要他离开这一领域，同质化进程也就中止（“个人”
转回日常生活）。
然而，在不存在自律领域之处，同质化的起点不能采取进入那一领域的方式；同样，同质化的内容不能以逗留于那一领域为标志。
结果，在拥有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功能的所有主要标志的形态中，道德同质化总是短暂的或转瞬即逝的。
当然，“片刻”
与“瞬间”
两个词，在这里不应理解为时间间隔单位，它所意味的一切只不过是我们不应设想一个渐进的或连续的过程。
如果在进行决策时，我全神贯注于我的行动的道德普遍性上，立即就需要道德同质化，不管这是一个政治的决策，法律的决策，或仅仅是日常生活进程中所采取的决定。
然而，一旦作出决定，就必须正视它的后果。
我能担当还是无力担当这些后果？这涉及的是不可逆的决定问题时，必须在事实上承担这一进程的后果，虽然可能在道义上拒绝它们：我可以为自己的命运而悲痛，我可以为立根于道德基础之上的决定而后悔，我可以试图摆脱它。
而如果这一决定并非不可逆，那么就存在着事实上不必承担的后果。
在类本质层次上做出决定，常常要比承担它的后果更容易。
“混乱的忏悔”
的情形并不少见：在采取一个使特性成功地被废弃的同质化行为之后，“个人”
发现自己在日常生活或其他领域中无力承担他的行为的后果，又堕回到这一重大决定之前他所采取的道德水准。
但是，如果我以特定方式采取行动的决定或接受特定责任的决定，在道德同质化的“暂时”
所在地引起的决定，不仅在客观上而且在主观上都是不可逆的，那么我整个余生将被改变。
要根据新发现的道德价值，重新建构我的价值等级体系。
在道德同质化的这一关头——在后果中保存自己的有效性的关头，区分被转换了的“今后”
与“从前”
的关头——我们赋予它以“净化”
的名称。
谈论道德同质化时，我提及排他主义观点的悬置，但并没有涉及选择行为的内涵。
现在必须强调，具有道德根据的选择行为（即倾向于同质化的行为），常常以解决道德冲突的形式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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