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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经济学是客体性世界的意识形态。
它并不研究这个客体性世界的内部联系和规律，而只是把这个世界的代理人（即被化约为客体的人）的一些观念加以系统化。
在这些观念中隐匿着人本身，隐匿着这个世界，隐匿着经济。
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也是一个客体性世界，但它不是把代理人关于这个物像化世界的观念系统化，而是探求它的内部规律。
但是，如果物像化（物的世界和物像化了的人类关系的世界）就是实在，如果科学研究它，描述它并探寻它的内在规律，那么，是什么原因使科学本身受了幻想和物像化的蒙蔽呢？这是因为，科学不仅把这个客体性世界当作人类实在的特殊形式，当作历史上转瞬即逝的阶段来观察，而且把它描述为自然的人类实在。
表面上单纯的视角转换实际上是实在的代换：客体性实在代替了客观实在。
社会实在被设想为物理意义上的自然，而经济科学则被设想为社会物理学。
因此，客观实在被改造为客体性实在，改造为客体的世界。
人只有变为系统的一个要素，才能成为一个实在。
在系统之外，他是非现实的。
只有把他化约为系统的一种功能，只有按系统的要求将他限定为经济人，他才是现实的。
只有当他培养出了系统的运行所要求的技能、才干和倾向时，他才是现实的。
他的其他才干和能力对系统来说并非必不可少，因而也就是多余的和非现实的。
就非现实一词的真正的和原始的含义而言，这些才干和能力是非现实的。
它们得不到施展或实现，不能成为人的现实活动，也不能转化为人可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
它们相当于一个非现实的隐居世界，一个不合时宜的浪漫主义世界。
浪漫主义的辩护者曾指责斯密，说他的体系“把人民从全部自然约束和道德约束中割裂出来，他们的关系完全是契约性的、可以被废除的，而且是可以用金钱来估价的。
发生在人们之间的一切都是交易。
他们是一种被分馏过的人民，所以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追求快乐的内驱力，只有赚钱和攒钱的内驱力推动着经济”
。
但这样提出问题与古典经济学毫不相干，与马克思也毫不相干。
这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一种浪漫主义反应。
古典经济学对问题的提法是：为使资本主义体系能够运转，人必须具有什么必要的属性？相形之下，浪漫主义关于附属系统的概念是古典理论的一个肤浅的、退化的浪漫主义诠释。
这个概念从系统的角度定义人，把人归结为系统的要求，没有给完整的人的自我表现留下任何余地，因为人的潜能和功能只有一部分能在不同领域实现。
[16]浪漫主义辩护者反对“经济人”
的抽象性和分馏性时所呼唤的完整性，是宗法式的、潜能尚未发展的人的完整性。
也许，自由的现代人把完整性当作自己的理想，但这种完整性却把人从出生到死亡一直束缚在一个组织中，在这里他只能发展有限的能力？现代人能在许多世界中自由地游**，能从一个世界转移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这种转移要受历史和阶级的限制）。
他仅只被某些功能束缚在有机体（即作为生活之必需的经济）中，而且只在有限时间内受它们的束缚，他的技能也正是这样培养起来的，这难道不是现时代的一个巨大优越性吗？人有能力同时生活在几个世界之中，可以感知和体验不同的世界，这难道不是人在历史中进步的表现吗？现代人的完整性与被浪漫化了的宗法式的人的完整性不同，它出现在不同的地方。
在较早的时代，完整性处在一定的形式和形态的约束之中，而现代人的完整性则处于多样性的统一和矛盾之中。
与行会的束缚和受约束的完整性相比，行动和生活在多重世界中的能力恰恰是一种进步。
浪漫主义轻视系统、轻视抽象。
他们忘记了，人的问题，人的自由和具体性的问题，永远是他与系统的一种关系。
人永远生存在系统之中。
作为这个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人被化约为某些方面（功能）和某些（片面的和物像化的）生存形式。
同时人又永远不仅仅是一个系统，作为人他不能被化约为一个系统。
人与系统有不可通约性，人具有超越系统的可能性；同时，人在特殊系统（历史环境和关系）中又有实际位置和实践功能。
这两者之间有一段距离，而具体的人的生存就是不断在这个距离上跨越。
人们一再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理性化与理性的丧失形影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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