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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在这里，在葛兰西的心目中，特别是指1923年在唯心主义哲学家、法西斯主义教育部长乔万尼·金蒂雷的主持下实行的意大利学校制度的改革。
金蒂雷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在它影响中学的人道主义教育时，企图为从民族理论的发展来看的整个意大利“高级文化”
提供一个快速的综合。
[24]在葛兰西那里，“偶然的”
一词往往不是指时间意义上的“偶然”
，而是指“无机的”
或“边缘的”
。
[25]关于黑格尔辩证法是一个“以头立地”
的人的映象，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经常提到的。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跋，更早的有《神圣家族》第8章第4节；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在事实上是用黑格尔本人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所用的一个短语转而反对黑格尔。
[26]鲁柴洛（Guidiero）：《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巴黎，1930。
[27]爱拉斯谟（ErasmusOfRotterdam，1465—1536），荷兰鹿特丹的人道主义者和改革者，和路德一起对天主教制度进行道德的和神学的批判，但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个人安全上，都没有准备全然投身于改革阵营。
[28]即欧洲历史上从拿破仑失败和1815年维也纳会议到1848年革命的时期。
[29]吉布提（Vineei，1801—1852），19世纪为解放和统一意大利而斗争的复兴运动时期的主要的温和派，和蒲鲁东相比，葛兰西更喜欢他，乍看起来，让人惊奇。
然而，在别的地方（《历史唯物主义和克罗齐的哲学》）这一点已经得到澄清。
这个比较，涉及他们在法国工人阶级运动和“较落后的”
意大利解放运动中各自的立场。
在这个背景中，吉布提是一个以古怪的方式出现的比较激进的人物，在蒲鲁东那里，保守的要素却逐渐占了雅各宾要素的上风（用葛兰西的话来说），而在吉布提那里，这个过程刚好相反，在其生命的晚年，正好是1848年流产的革命之后和随之而来的血腥镇压时期所写的书中，吉布提采取了支持人民力量在同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盟中大规模更新的立场，在那个时间、地点，这个立场要比蒲鲁东的艰难地、辩证地摇摆于乌托邦主义和接受资产阶级制度之间的立场进步得多。
[30]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德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31]葛兰西在分析倾向律的时候，认为它具有“一种真正‘历史的’而不只是一种方法论的性质”
，见他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克罗齐的哲学》中关于利润下降趋向的札记。
在这里，葛兰西也批评克罗齐给予倾向律以一种“绝对的”
，而不是一种辩证的历史的意义——奇怪的是，这个批评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15章）中对李嘉图的批评相似。
[33]见列宁在1917年4—5月准备的《关于修改党纲的草案》：“对未满16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把教育工作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密切结合起来。”
对于草案补充说明是由克鲁普斯卡娅准备和出版的，但我们没有找到副本。
[34]金蒂雷：《现代主义及宗教与哲学的相互关系》，巴黎，拉召尔札，1909。
[35]它们只有在诸如伯恩海姆那样的系统的和方法的阐述中才能有一席之地。
而伯恩海姆的书则可以被当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学术的或“通俗手册”
的模范来加以展示，在这种手册中，除了语言学和学术的方法（伯恩海姆认为这是一个原则，虽然在他的论述中暗含着一种世界观）之外，还应明确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36]这场一直延续到15世纪的争论，是围绕着教义中所谓“filioque”
条款进行的，换句话说，就是：究竟是如同西方教会所主张的，圣灵出自“圣父和圣子”
，还是如同拜占庭人所说的，圣灵出自圣父。
[37]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38]这句略微有些含糊的短语，最好被当作对上述引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引文的一个注解。
[39]这个抽象也被葛兰西当作经济人的概念而论及。
[40]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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