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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也即共产主义社会。
[6]指布鲁诺(GiordanoBruno,1548—1600)的《论愤怒》(1585),在其中,他把作为沉思冥想的认识和积极的斗争或“英雄的愤怒”
区别了开来。
[7]主调此词最经常被用于音乐,特别是在瓦格纳那里。
[8]蒙德尔福(RobertoMondolfo):《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热那亚,1912。
蒙德尔福关于实践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的可能影响,见英译本导论。
[9]葛兰西在监狱中之所以能够读到托洛茨基的《我的生活》(1930)(其中谈到拉布里奥拉),只是因为那本书是托洛茨基在被从苏联驱逐出去以后写的,所以,它未列入被禁止的“政治煽动”
范畴。
[10]乔治·维莱梯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7—1918),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世纪后期活跃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派。
作为一个哲学家,普列汉诺夫不论在革命前还是在革命后都一直得到布尔什维克的尊敬,他代表了葛兰西所抨击的正统唯物主义思想链索中一个主要环节,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被列宁称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阐述,1908年初次出版。
[11]奥托·鲍威尔(OttoBauer,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被称作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趋向的主要阐述者,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和托马斯主义的认识论相容的见解,见他的《社会民主主义,宗教和教会》(1927)一书。
[12]托马斯主义,即圣·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Aquinas,1224—1274)的经院哲学。
[13]“风暴和紧张”
,源于德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被扩大应用为文化生活中的任何**时期。
[14]对于安东尼·拉布里奥拉哲学概念的分析和系统论述,可以成为一本通常的杂志的哲学部分,还应编一本关于拉布里奥拉的国际性文献目录。
[15]葛兰西经常在把“时间要素”
同“方面”
或“特征”
或“动力”
等观念相结合的意义上使用“要素”
一词,在这里也是如此。
[16]麦·阿德勒(MaxAdler,1873—1937),奥地利社会学家和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和奥托·鲍威尔、伦道夫·希法亭一起,是(1904年以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阐述者之一。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了第二国际的“正统”
思想,既同列宁,又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相对立,特别强调马克思著作的科学方面,而不惜牺牲革命实践的要素。
他们在马克思那里只看到在严格的、摆脱了价值的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的客观法则之后,就倾向于不是在辩证法本身的内在法则中,而是在康德的先验伦理学中去寻找它们的价值,寻找政治选择的理由。
[17]社会民主党理论家。
巴拉托诺(AdalchiBaratono,1875—1947)是二人中更为重要的,一度被改良主义社会党领袖称作“我们党的领导的哲学家”
。
葛兰西在1922年1月27日的《新秩序》上写道:“除了巴拉托诺教授的哲学措辞之外,可尊敬的巴拉托诺(爵士)的革命措辞也是无与伦比的教育者……巴拉托诺的内心生活,他的理解能力,他的想象力的活动,说明他无非是他作为书籍报纸的读者所吸收的政治和哲学文化的绦虫罢了。”
[18]在原文中,“领袖”
一词用的是英语。
[19]看来蒙德尔福从来没有完全抛弃罗·阿迪戈(Ro)的学生的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观点,蒙德尔福的学生迪·普拉齐(DiambriniPalazzi)就拉布里奥拉的哲学所写的书(由蒙德尔福作序),是蒙德尔福本人的大学教育在概念和指导线索方面贫乏的证明。
[20]普拉齐:《安东尼·拉布里奥拉的哲学》,波洛尼亚,1923。
[21]米西罗里(MarioMissirola,1886—?),历史学家、新闻记者、编辑,看来对葛兰西有特殊的魅力,《狱中札记》常提及他。
在某种意义上,葛兰西把他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意大利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自然的灵巧性和浅薄性以及意大利精神生活的一般条件,使他不能一贯地应用他的相当的才能,并且尽管他才华横溢,却还是成为精神的和政治的时兴风气的温驯的牺牲品(特别见题为《知识分子:马里奥·米西罗里的颓废》的短文)。
[22]罗莎·卢森堡:《马克思主义中的停滞和进步》,在190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20周年之际,第一次发表在《前进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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