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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在资源平等的条件下，存在着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劳动分工。
假如政治为公开和平等的分配提供了保障，并且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可以在自己的私生活中怀着充分的信念自由地选择个人目标。
当然，切莫认为这种劳动分工意味着作为私人的个人与分配公正无关，他们仅仅致力于花费由统治体系分配给他们的资源，对资源较少者的要求不闻不问，仿佛分配公正总是别人的事情。
例如，一种公正理论对不公正社会里生活非常富裕的人不应提出任何要求，这是说不过去的。
不过正如我们在讨论公正与伦理的关系时所说，在我们这种不公平的社会里，资源平等对作为个人的我们有何要求，是个复杂甚至无法回答的问题。
这就是用挑战模式来衡量的话，假如我们生活在不公正之中我们的生活就会较差的原因。
因此我们应当说，难以消除的私人角度的偏好与真正平等的政治并无冲突，而是与任何其他类型的政治有冲突。
4.诉求的中立性
我们终于触及到了在许多人看来自由主义平等中最成问题的特点，即它对中立性和宽容的特殊观点。
我们应当区分政治理论对不同的伦理信念保持中立或宽容的两种方式。
首先，它可以在自己的诉求中保持中立，也就是说，保持一视同仁。
它可以提出一些能够被来自非常不同的伦理传统的人所接受的政治道德原则。
第二，它可以在落实自身时保持中立，即宽容。
它可以根据一项政治道德原则，规定政府不可以因为它不赞成一些人的伦理信念而惩罚或歧视他们。
显然，中立性的这两个方面关系密切。
在许多（虽然不是所有）情况下，从不同的群体中争取广泛支持，最有希望的办法就是反对任何迫害的某种一般性保证。
但是这两个方面是有所不同的。
伦理学的挑战模式是普适性的吗？作为一种形式，它在具体的伦理信念中不偏不倚。
认为美好生活取决于信仰虔诚的人，和那些认为这种生活需要不合常规性的表现的人，都把他们自己的信念看做有关最有技能的生活表现的意见。
但是我首先得承认，挑战模式只接受和包容人们的某些伦理学直觉，这种模式有着一些至今仍很少有人想到的含义。
例如，大多数人至少就其第一印象而言，会对公正是良善生活的参数、所以他们的资源如果超过公正允许的数量他们就会生活较差这一立场感到迷惑。
我们必须提出较为宽松的要求，以便使挑战模式能被普遍接受，又不必让许多人放弃他们自己认为十分重要的信念。
接受这种模式不会迫使他们改变自己的一些想法，例如有关其环境中的那些方面——他们的宗教信仰、民族或职业——为自己的良善生活提供了最基本参数的看法。
5.自由主义的宽容
自由主义的平等在下述意义上是宽容的：它对政治共同体可以用来为否定自由进行辩护的两种理由做了区分。
第一种是公正的理由：当最好的公正理论要求共同体禁止某些行为时，它就必须这样做。
第二种是伦理学的理由：共同体可以认为，它所禁止的行为即使不违反公正，但对行为人的生活可能是有害的、恶劣的或不好的。
譬如说它可以认为，同性恋者的生活是堕落的生活，它可以据此禁止同性恋关系。
自由主义平等否认第二种禁止某些行为的伦理学理由的正当性。
这当然不是说，自由主义平等在伦理上的最终立场是中立的或它致力于这样做。
任何政治或经济方案，都会使某些生活类型变得比在另一些方案下更为困难或昂贵。
在自由主义平等的条件下，与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相比，人们不太可能处在能够大量收藏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品的位置上。
但是自由主义平等不利于这种生活，仅仅是因为公正的资源分配有此结果，而不是因为它认为艺术收藏没有内在价值或是堕落行为。
因此自由主义平等否定最高法院说过的话就是宪法之一部分的观点：某个多数可以因为大多数人认为同性恋者生活恶劣而把同性恋定为犯罪。
有着强烈的伦理信念的人，能够成为伦理自由主义者吗？有人认为同性恋者过着恶劣的生活。
另一些人认为生意人是卑鄙的，无神论者浪费了自己的生命，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可怜的懒汉国家，福利腐蚀着人们的灵魂，人们需要回归自然，必须维护种族或宗教认同，爱国主义是最基本的美德，等等。
有人热情地坚持这一类观点，将它视同生命并大加宣扬，他们的子女的拒绝会令他们感到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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