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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的意思？比如看起来很清楚的是，当一个平常的人说实现诺言是正当的时候，他丝毫没有考虑这样一种行动的全部后果，对于全部后果，他很少或根本不了解和关心。
似乎只有不被理解为对“正当”
的观念的一种分析或定义，而是理解为如下这种陈述时，“理想的功利主义”
[7]才是合理的：所有正当的行动——而且只有这些行动——都具有进一步的特征，亦即能产生种种可能的后果当中最好的后果，而且它们正是因为具有另外的这个特征，才是正当的。
如果我想的没错，摩尔教授就从“‘正当’可以被分析成‘能产生尽可能多的善’”
的立场转移到了这个立场。
在《伦理学原理》中，前一种立场被采纳了：比如，“对‘正当’的这种使用，亦即用它来指作为一种手段就善的东西，而不管它作为一种目的是否善，实际上就是我对这个词的界定”
。
“很明显，断定某种行为方式在某个给定的时间绝对是正当的或合乎义务的，就是断定，如果它而不是任何别的方式被采纳，这个世界上会有更多的善或更少的恶存在”
。
“问一个人应该从事哪种行为，或者哪种举止是正当的，就是问这种行为和举止会产生哪种结果……我首先希望指出的是，‘正当’能意指的、并实际意指了的，只是‘一种好的结果的原因’，因此它总是等同于‘有用的’……‘我在道德上倾向于从事这一行为’这一断言与‘这一行为将产生在这个世界上可能的最大量的善’这一断言等同，这一点已经被简要地表明了……；但坚称这一基本观点在可论证的意义上是确定的，这非常重要……因此我们的‘义务’只能被定义为这样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将比其他可能的选择在这个世界上造成更多的善。
‘正当’的或‘道德上允许’的事物则不同，它们是指不会比任何可能的选择造成更少的善。”
在摩尔教授后来的一本书《伦理学》中，他似乎开始接受另外的立场了，尽管可能并非十分明确。
在第8页，他将下面的问题称为伦理学中“更基本的问题”
：“当我们说一种行为是正当的或者应该被从事时，我们究竟以它指什么呢？”
他在这里还提出，“正当”
也许是可分析的或可定义的。
但《伦理学》中没有任何地方对这个问题提供了明确的回答；而在第9页我们发现这样的问题，“我们能否发现任何单一的原因可以同样地适用于所有正当的行为，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为何一种行为之为正当（当它是正当的时）的那个原因？”
实际上这就是摩尔教授自己立意要回答的问题。
但一种行为之为正当的原因与它的正当并非一码事，而摩尔教授似乎已经跳到下面这种观点上了：产生最大量的善的能力，这不是“正当”
的定义，而是它的另一种特点，这种特点强调并解释了正当的行为之正当。
他再次将快乐主义的功利主义描绘为追问“除了它们［行为］是正当的这一单纯的事实之外，我们是否还能发现任何特点，这特点属于绝对而言的所有自愿的正当的行为，同时又并不属于任何其他的行为？”
他将这问题描绘成快乐主义本质上在追问的问题，而既然他的观点不是在逻辑上，而是在以“快乐”
代替“善”
这一点上与快乐主义不同，他的理论似乎也在本质上形成了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答，也就是说，不是对什么是正当的问题，而是对什么是正当的普遍的伴随物和（他谨慎地补充的）必要基础的问题的回答。
他再次将快乐主义的功利主义描绘成给了我们“一种标准（）或考验，或规格（standard），借助它，我们可以鉴别任何行为是正当的还是不当的”
。
我猜想，他同样也将他自己的理论视作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正当的标准。
但很明显，一种正当的标准并非正当本身。
他还再坦白不过地说，“我认为非常清楚的是，两个词（‘义务’和‘权宜’，后者等于‘产生最大量的善的倾向’）的含义并不相同；因为，可以说如果那样的话，说‘从事将产生最好结果的事情总是我们的义务’就是同语反复了”
。
如果我们将这里和《伦理学原理》第169页上的这些话对比，我们就会看到摩尔教授立场的改变有多么巨大，在（我一直极力主张的）要成为合理的就必须要改变过去的那个方向上走了有多远：“如果我问及一种行为真是我的义务还是真是一种权宜，我质疑了其对于该行为的适用性的那个谓语［在两方面的追问中］是相同的”
。
而如果“正当”
并不意味着“能产生最大可能的善”
这一点是清楚的，那么更加（afortiori）清楚的就是，它并不意味着“能对行动者或人类产生最大可能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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