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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基于对“后马克思主义”
广、狭义的不同理解及“后马克思主义”
产生时限上的不同争论，导致“后马克思主义”
所涵盖流派的范围也呈现时而缩小时而扩大的倾向，但未来研究中，这可能将不再成为争论的主流，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已经看到，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与各个学者的研究视角直接相关，争论的实质不只局限于抽象的定义，而在于对“后马克思主义”
历史语境、逻辑实质和理论价值的考察。
（四）关于“后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语境考察之歧见
我们知道，后马克思主义倡导一种偶然的话语逻辑，它主张把意识形态和经济及阶级要素完全剥离开来，然而，不论作为一种思想倾向还是作为一种确定的理论立场，后马克思主义的萌芽、孕育、成形和盛行都不是脱离社会文化环境的纯粹话语运作的结果，因此，对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的溯源也自然成为“后马克思主义”
研究和争论的焦点之一。
国外有学者认为“后马克思主义”
不过是左翼知识分子寻求消解总体性与极权主义的另类解放途径的一种理论尝试，它是在1968年的“双重终结”
引导下形成的理论。
所谓“双重终结”
是指：“布拉格之春”
意味着“东方马克思主义”
（指苏联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终结；而“五月风暴”
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
开始走向终结（Simoownshend）[7]。
在对“后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语境的追溯中，周凡全面考察了后马克思主义孕育成形的特定的社会的、政治的、阶级的、思想的以及学理上的源流。
他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盛行的主要根源可追究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社会主义的挫折、右派的复兴、新左派的思想转变、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上重要性的衰微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等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背景上。
在他看来，“后马克思主义”
解构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并在话语理论的支撑下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战略性重建，体现出解构与建构双维并重的思维模式。
在认同这种历史语境的同时，孔明安、胡大平则似乎希望进一步突出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及其与相应的理论逻辑变迁的内在关联。
因此，孔明安强调了时代发展和当今科技革命对马克思主义表述的影响，而胡大平则倾向于把“后马克思主义”
理解为一个“新”
的理论和政治问题，认为它既是20世纪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逻辑延伸，又是这一历史在20世纪70年代的断裂。
在他看来，后马克思主义不是7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征，而是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散裂后左派理论多元趋势中的一种。
杨耕教授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转型角度分析了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
他认为从现代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
、从现代资本主义转向“后资本主义”
，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或历史背景。
在具体分析中，杨教授从历史情境的变化及由其导致的思想语境的变迁两方面进行了阐发：历史情境的变化主要是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生产方式从组织化生产转向弹性化生产，从而导致阶级结构的变化，阶级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导致社会斗争的内容和形式发生变化；历史情境的变化所导致的思想语境的变迁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和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思想语境。
杨教授认为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历史情境和思想语境的变化，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促使了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张一兵则在区分后马克思哲学思潮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揭示出后马克思哲学思潮的历史语境。
他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那场颠覆性的“五月风暴”
之后，欧洲一大批中青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学者公开背离马克思主义，转向一种更加激进的批判性话语。
这些思想家明确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却仍然激进地批判资本主义现实，并自认为承袭了马克思的某种批判性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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