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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后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外在于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必须积极介入马克思主义历史中，必须介入马克思主义诸范畴的讨论中。
当然，这种介入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或一致性的教条式断定；相反，这种介入是对马克思主义多样性的证明。
[9]
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国外学者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些人（如Ellenetras等）认为，拉克劳与墨菲的这种“介入”
方式表明他们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一些学者（如MichèleBarrett、JulesButler、AnnaSmith等）坚持说，这种“介入”
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
但无论如何，就拉克劳与墨菲本人而言，他们一直坚信他们的理论探索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
。
拉克劳在一次访谈（1990）中明确地说：“我并没有拒绝马克思主义。
不是这么一回事，是马克思主义自己解体了，我相信我抓住不放的是它最好的碎片……这是一个相当微妙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过程，它比由简单的拒绝所引发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10]在拉克劳与墨菲看来，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范畴的违反与决裂，不仅不会妨碍他们对激进的人类解放事业的执著和对社会主义的憧憬，相反，正是这种违反和决裂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在已改变了的社会政治及文化条件下有可能融入新的话语形式并对之发生建设性的影响。
3.国内学术界对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理解
国内学术界主要从“后马克思主义”
的逻辑实质角度引申出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孔明安强调，就性质而论，虽然“后马克思主义”
自我标榜其并非是反马克思的，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但不能完全赞同他们的一己之言，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
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
的角度，他认为，“后马克思主义”
对革命理论以及主体等问题的思考有一定的独到之处，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解构却是必须加以批判的。
周凡则强调了“后马克思主义”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与建构的双维并重。
他认为：所有的后马克思主义，不论它以何种形式呈现、也不管它以什么样的理论风格表达，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它们都持一种解构主义的态势，在最根本的指向上，后马克思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东西彻底铲除掉。
但是，后马克思主义又不完全是解构主义的，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它保持了积极的理论建构的意图与努力。
后马克思主义乃是后现代与现代的结合、解构与建构的统一。
胡大平则指出，无论是总体上寻找新的规划基础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场”
做法，还是其生产力批判、在阶级立场上的退却以及生态、女性主义的立场等具体方面，“后马克思主义”
多源自“西方马克思主义”
传统。
在多元化格局中，与其他具有明确边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相比，“后马克思主义”
在直接的意义上代表着那些无法直接定义的怀疑论的“马克思主义”
立场。
与传统相比，这种怀疑论立场不仅仅局限于先前已经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演绎性质（即决定论）的颠覆，而且从深层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的时空局限性问题，从而公开地从知识学角度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替代问题，只是它还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诉求从而并没有公开地直接地否定马克思的思想。
因此，形成了“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
之理论悖论。
张一兵则进一步辨析了几个相近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明确指出：后马克思哲学思潮不是马克思主义。
而后马克思哲学是力图从根本上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原有讨论问题域的，这是一种学理上的重要异质性。
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与晚期马克思主义也共同面对新的历史视阈，但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在承认现代性向后现代转换的同时，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更新。
晚期马克思主义则不承认后现代，只是将新的历史时段看做资本主义的一个晚近的发展时期。
这二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还自指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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