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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永远存在，激进民主始终是“即将到来的民主”
，不可能完全实现，对抗性将伴随其始终。
3.非理性
非理性一般是指一切有别于理性思维的精神因素，如情感、直觉、幻觉、下意识、灵感；也指那些反对理性哲学的各种非理性思潮，如唯情论、意志论、生命哲学、无意识、直觉论、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等。
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与协商民主充分利用理性，避免情绪化的诉求不同，它主张要重视非理性的**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
墨菲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从反对启蒙理性的视角来理解政治。
她认为民主政治只有通过否认理性重视**，才能促进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
“一个人如果不承认政治领域中的动力在于**，那么就不能理解民主政治。”
[30]若想解决自由民主与协商民主在当代面临的困境，首先就要抛弃理性主义的思考方式，承认政治的对抗本质以及集体身份认同所产生的**的必然存在，承认“**与情感在保持对民主价值的忠诚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31]并在此基础上，将对抗转化为争议。
这一转化的过程不是通过理性共识来调和冲突或消除**，而是通过设置一些议题让**得以表达出来。
所以“民主政治的首要任务不是为了促进理性共识而将**从公共领域中消除，而是将**转向民主设计的方向”
。
[32]
4.多元性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现代民主与古代民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现代民主接受了多元主义，“多元主义在现代民主中处于核心地位”
。
[33]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中的“激进”
含义是与“多元”
相联系的。
即主体只有承认多元原则，否认统一原则，那就是激进的；反之，只要是激进的，就要承认多元主义。
这也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人类解放过程中并不处于必然性的主导地位，工人政党所进行的争取解放的斗争也并非历史的必然性事件，仅仅是一个“偶然性”
事件而已。
在这种偶然性的领域，将产生两种结果：一是主体的多元化。
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的使命是通过链接多种多样的民主斗争，从而扩展和深化民主革命。
这就需要创造新的主体地位，将工人阶级与反种族主义、反性别主义等新社会运动作共通性表述。
二是政治空间的多元性。
“如果我们想要一种更加民主的社会，就需要增强多元主义并为联合体和共同体的民主管理形式的多样性提供空间。”
[34]这种政治斗争的空间不再局限于国家层面，而是更加注重公共领域。
（四）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观的定位及其性质
学者纳什（KateNash）指出，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理论处理的是文化政治问题，属于后现代的民主理论。
[35]而贝斯特和凯尔纳认为，拉克劳和墨菲所主张的激进民主政治是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采取一种折中的立场，通过用后现代对本质论、还原论和基础论的批评，以一种可能性和多数逻辑，重构启蒙价值和社会主义的政治。
[36]
在我们看来，拉克劳和墨菲的观点接近于贝斯特和凯尔纳所评论的观点，因为他们认为激进与多元的民主规划是一个既肯定伟大的解放斗争传统，又借鉴了心理学分析和后结构主义思想而建构的最新理论成果。
实质上，这种规划既可以定义为现代的也可以界定为后现代的。
一方面，它奉行“现代性的未完成规划”
，因为这种规划是自由和平等的结果；另一方面，它使用后现代的诸多思潮的理论工具，并通过它们对理性主义和主体主义的批评来构建激进民主理论。
[37]所以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既是现代的又是后现代的，是二者之间的一种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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