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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承认代议制民主所称的“第一层结构”
，又设想了在代议制之外民众如何关注和参与政治的“第二层结构”
。
二者都是在承认代议制民主的前提下，通过民众的广泛参与让代议制民主更加充满活力。
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双层结构被认为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不同点在于：首先，一般激进民主重视通过商议使多元化的意见达成理性共识，而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则强调通过争议形成体现差异与对抗的“矛盾性共识”
，并认为个体的对抗和差异是始终存在的，这种对抗不仅不能被排除，甚至可以说，它恰恰是民主政治之所以存在的必要条件。
其次，二者的理论基础不同，一般激进民主往往以理性主义为基础，如哈贝马斯就是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
公民通过理性的探讨达成理性共识；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以后结构主义为基础，尤其是受到拉康精神分析学以及福柯和德里达思想的影响。
它强调非理性的**在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三）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理论的特征
1.不确定性
拉克劳和墨菲构建的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理论继承了法国哲学家勒弗特（ClaudeLefort）[24]的观点，即“民主的特征就是确定性标准的消失”
。
[25]前现代社会中，上帝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君主作为上帝的代表集权力于一身，成为了正义的代表，规定了一切社会关系。
启蒙运动之后，以神作为终极权力合法性基础的确定性标准被消解了，并随之将政治权力的基础奠定在人类及其理性之上。
而在勒弗特看来，民主革命颠覆了这一切，使政治权力失去了先验的基础，权力变成了一个空场，只能去争夺而不能被代表。
民主制就代表着权力确定性标准的消解，而呈现出不确定性。
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以不确定性为特征才能够包含多元的主体以及主体的多元诉求，才会包容各种差异、对抗和冲突。
“今天正在被诉求的那些新的权利所表达的是差异，这种差异的重要性只有在今天才得以被肯定，而且它们再也不是可以被普遍化的权利了。
激进民主要求我们承认的差异——特殊的、多样的、异质的——实际上包括被抽象的人（man）的概念所排斥的所有的东西。”
[26]
另外，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要求多元主体遵循的自由与平等的原则，并非实质观点的一致性，而是民主游戏规则的一致性，这种规则在后现代语境中，只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语法”
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对它的解释具有不确定性。
“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则总是会有相互竞争的诠释，对自由和平等的含义的争执也永不会停息。”
[27]
2.对抗性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民主政治的本质在于对抗。
只有“承认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不可能根除而只能被控制，这使人们对民主的形象有了新的认识”
。
并声称：“一个健康的民主程序需要诸多政治力量的震**冲突和众多利益的开放性的矛盾斗争。”
[28]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反对通过追求理性共识而排斥对立、对抗和冲突，相反，它是将对立、冲突和对抗纳入民主的形式中。
同时，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要构建认同，必须通过承认差异或“构成性外在”
的“他者”
才能确认，这必然伴随着对抗。
“政治生活……的目标必须是：在差异与冲突的语境中建构一个‘我们’。
但是，要建构一个‘我们’就必须把‘我们’与‘他们’区别开来，而这就意味着设立一个定义‘敌人’的边界。”
[29]作为“我们”
存在条件的对抗力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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