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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他反对世俗政权干涉宗教事务，谴责那么一批德国诸侯和贵族随心所欲地插手宗教，甚至禁止发行新约，教训圣灵，也反对教会侵犯应属世俗政权范围内的事，为两者划定权力界限，这是政教分离的思想。
这种思想否定了那种罗马教会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中世纪观念，是近代主权国家观念的萌芽，在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路德还表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思想是自由的，对思想和信仰不能使用暴力，就是异端也不是靠武力所能征服的，“不是铁打火烧和水淹所能克服的”
，应该用别的方法去反对。
倘若诸侯或皇帝命令你们跟着教皇信这信那，或抛弃什么书籍，那就不应该服从，你们如果因此而受惩罚或被没收财产也是值得的，是为上帝而受苦，而欺压你们的人迟早会遭到正义的审判。
[6]
在文章的第三部分，路德分析君主怎样运用世俗权力的问题。
他认为：“君主有四重责任：第一，对上帝要忠实信赖和诚恳祈祷；第二，对人民要爱并有基督徒的服务精神；第三，对僚属和顾问要坦率和自主判断；第四，对恶人要有适当的热情和坚定。”
[7]君主要爱人民，甚至“必须为人民着想，为他们谋福利，……把人民的需要当成自己的需要”
[8]，似乎是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萌芽。
他主张君主要讲究治术，对僚属要信任又不能过分相信，对恶人应宽严相济。
三、路德的经济思想
早在1520年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里，路德就呼吁反对进口大量丝绸、金器等大量外国货的家贼，即“丝绸和鹅绒商人”
，反对高利贷，限制香料贸易和弗格尔一类的大公司，因为他（它）们使金钱外流，国家陷于贫困。
[9]1524年6月，路德又发表《论商业与高利贷》，认为：“不可否认，买卖是必需的，没有它是不行的。
……但是对外贸易从加尔各答、印度等地运回的商品，是贵重的丝绸、金器和香料，只供奢侈而别无用处，耗费了国家和人民的金钱；如果我们有统一的政权和君主，就不应该允许这种对外贸易存在。”
他说，法兰克福是金银外流的豁口，应当“堵塞这个豁口”
，并说“我们德国人应该始终是德国人！
我们绝不罢休，我们应该干”
。
从上面的引证可以看出：路德从爱国主义出发，希望德国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和君主”
，以干预不正常的经济生活；他认为金钱是国家富裕的标志（或者是标志之一），限制某些商品进口以防货币外流是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的。
这种思想似乎带有早期重商主义的特征，所以马克思称他是“德国最早的国民经济学家”
。
然而，路德不是一个真正合格的重商主义者。
他虽然认为商业是必要的，但又说上帝更喜欢农业和畜牧业，希望“增加农业，减少商业”
[10]。
他说，商人可以赚取合理的利润，以补偿其操劳和冒险，但他们总是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卖出商品，毫不顾及邻舍，实际上是违反基督教爱的精神去抢劫别人，因而是有罪的，所以应当由国家出面定出合理的商品价格。
他大声疾呼反对哄抬物价、囤积居奇、买空卖空、弄虚作假、以次充好、大鱼吃小鱼和高利贷等罪恶行径，甚至认为盗贼抢劫商人的不义之财、杀害绑架他们也不过是一个坏蛋打击另一个坏蛋，有什么值得奇怪呢？[11]后来，他在《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里称高利贷者是杀人犯，是一只比卡库斯、格里昂或安泰都厉害的恶狼，企图毁灭整个世界，应当处以磔刑或斩首。
路德提倡所谓基督徒的交易方式，具体说这种交易方式有4种：根据《圣经》上有人拿你的外衣连内衣也让他拿去的教导，让人家“掠夺我们的财产”
；按人家的需要“白白分给各人”
；根据《圣经》上借钱不要指望还的教导，“有还的，我就收回；若没有还的，也就罢了”
；现金和实物交易。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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