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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阿贡的书保留了一项流传下来的传统——编年史书写，它能够回溯阿兹特克失落已久的历史。
历史的书写者和画家可能都参与过编纂，“手握好奇之笔”
，用生动和层次繁多的色彩描述那些勇敢的“骑士和老爷”
如何生活、有过什么丰功伟绩，这样他们的名望与日同辉、远播四方。
萨阿贡辩称，基督教化使阿兹特克人的境遇变得更糟。
人们夺走了他们的神祇和风俗，社会的整个伦理框架已经失衡。
塞皮尔韦达认为“印第安人”
不如欧洲人，萨阿贡对此并不赞同：“不管怎么说，肯定的一点是，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兄弟，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亚当的后人，是我们的近邻，我们应该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们。”
萨阿贡并不否认他的文化背景。
他将阿兹特克神祇与古典神话中的众神等同起来，七蛇神（ecoatl）就相当于农业与丰收女神克瑞斯，洁净女神（Tlatzolteotl）如同维纳斯。
同样——就像穆斯林认可耶稣先知的地位——托里比奥·德·贝纳文特·莫托里尼亚（ToribiodeBeolinía，1482—1568）创造出“墨西哥的十二使徒”
。
他从蛇神和神话中的统治者羽蛇神身上演化出可敬的苦行僧和自然法则的布道者——和其他神祇一样，古老的骗子撒旦也溜进了印第安人的众神之列。
萨阿贡也为人牲准备好了理由：“印第安人”
认为神祇都是真实的，他们用人牲献祭，就是为神祇奉上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最宝贵的东西。
对土著来说，新颖的和难以理解的圣经故事都通过本土化的方式被他们接纳。
这样，《最后的晚餐》中的羔羊，在18世纪的绘画中——例如在库斯科大教堂——变成土著熟悉的动物，即一只鼠海豚。
拉斯·卡萨斯、萨阿贡及其同盟者提出了批判性的自我反思，这些为西班牙的敌人提供了弹药。
这些“黑暗传说”
描述了阴险的天主教力量，它焚烧异教徒，把“印第安人”
赶尽杀绝。
欧洲用这些故事逐渐演化出一种新的思潮，这是欧洲第一次出现超越国界的反帝国的意识形态。
同时，关于“高贵的野蛮人”
的陈词滥调也开始萌发，在未来造成了巨大影响：无耻的**变成无辜，荒野变成天堂，“野蛮”
的生存变成与自然和宇宙和谐相处的生活。
欧洲探险家的“第二次人类发现”
——在加那利群岛他们遇到了14世纪的石器时代——又带来了第三次。
戴维·阿布拉菲亚（DavidAbulafia）把这些发现与布克哈特所描述的对自我的认知归为一类。
这样就出现了奇怪的颠覆。
除经典文本外，加那利群岛原始居民的生活情况也影响了人们看待新世界土著的目光；另一方面，他们的皈依过程非常平和，显然是上帝预先确定并通过奇迹促发，这与美洲暴力的基督教化过程形成鲜明对比。
“黑暗传说”
绝不只是一个糟糕的童话故事。
西班牙人确实奴役和谋杀土著，他们摧毁土著的崇拜场所，烧毁他们高度尊崇的古代著作，磨灭他们的记忆。
尤卡坦半岛上出现的《先知巴兰之书》搜集了16—19世纪的玛雅文本，记载了遇见西班牙人所带来的时代断裂。
“真正的上帝，真正的迪奥斯（Dios）[52]，意味着我们的苦难开始。
这是税收的开始，教会赋税的开始，不和谐的开始。”
书中如是说。
以前没有疾病，没有骨骼疼痛，没有高烧，没有天花，没有灼烧的胸部，也没有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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