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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对每一个词的释义都要做到有根有据。
（2）知识性，也就是要有一定的信息量。
要使读者查阅以后感到有收获，增加了知识，得到了信息。
专业辞典不同于语词辞典，对每一个词的释义要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要给读者较为丰富的信息。
开始的时候，我们生怕释文无限膨胀，对词条释义的字数限定很严。
后来发现，限制太死，影响了内容的展开，许多词条释文不够丰满，缺乏信息量。
于是我们又重新要求作者对释义适当展开，对一些重点词条要求从古今中外做立体的介绍，增加知识性、可读性。
例如，“教学方法”
这一条，初稿比较简单，只解释了什么叫教学方法和选用教学方法的依据。
经过专家讨论修改，增加了从教学方法的发展到当代各派对教学方法的分类等内容，这就丰富多了。
但要做到这一点，却非易事，不是可以随手拈来的，而是要对关于教学方法的各种解释、各种流派做周密的研究，才能择其要者向读者介绍。
（3）资料要有权威性。
前面讲到，词条的释义，不能随手拈来，而要有根据有选择地把最权威的见解收录进来。
辞典的释义要起到典范作用，就要求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权威性。
因此释义就不能凭作者对词的主观理解加以解释，而要求作者对词条的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找出最有权威性的资料加以整理和归纳。
总之，释义是辞典的核心，要做到科学性、知识性和资料的权威性，就要对各个词条进行反复研究、反复推敲。
因此，各个分册几乎都几易其稿，有些重点词条开过审稿会以后又印发给辞典的顾问专家征求意见，再进一步修改。
例如，第一卷《教育学》分册，1989年2月在江苏太仓开了审稿会。
会后把重点词条打印发给十多位专家审阅，征求意见，不断打磨修改，又经8个多月的时间，到1989年10月才正式定稿。
所以《教育大辞典》在确定词目以后又经过约三年半的时间才全部完稿。
即使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仍然感到对有些词条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只好留待教育科学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后再来修订了。
四
我之所以说编纂这部《教育大辞典》是教育科学研究的一项系统工程，还因为通过编纂这部大辞典我们为教育科学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
许多同志都体会到，为了写几百字的词条，要参阅几千字、几万字的资料。
因此，通过编辞典，各分册都积累了一批资料，为今后的科学研究打下了一个基础。
特别是一些新兴学科或者我国科学研究中的空白学科，有关的编写同志更感到收获很大。
他们由于收集了许多资料，不满足于《教育大辞典》的分册，都想另编专科辞典。
如编写成人教育、教育管理学条目的同志都已利用在编纂《教育大辞典》过程中收集的资料另行编写了《成人教育辞典》和《教育管理学辞典》。
不仅如此，《成人教育》分册的作者在进一步挖掘资料的基础上还准备编纂出版成人教育丛书。
通过编纂《教育大辞典》，我们还挖掘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
例如，我国古代的书院到底有多少，过去谁也说不清楚，开始说有4000多所，经过这次整理，发现有6000多所。
当然，《教育大辞典》不可能收录所有的书院，因此负责编纂书院部分的同志拟用收集到的资料另编一部《书院辞典》。
军事教育、民族教育、华侨华文教育和港澳教育是过去辞典中所没有的，研究的人也甚少。
这次《教育大辞典》把它们列为分册，不仅成为《教育大辞典》的特色，也为这几方面的科学研究打下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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