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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他交往的几十年中，我常常发现，他不断提出新问题，发出新创意，点子特别多，我们戏称他为“点子公司”
。
他的观点、他对事件的判断，常常与众不同，总是高人一筹。
有一次，他去听一堂示范课。
老师讲得很好，课也设计得很周密，听课老师都说是一堂好课，但他说这堂课是失败的。
他指出，一名学生多次举手，老师认为已经有了正确结论，就不让他发言，这反映了这位老师的教育观念问题。
他认为，一个问题不一定只有一种结论，我们就是要鼓励学生在有了结论的时候再提出问题，这才是教育的成功之处。
有一次他在会上讲，毛主席提出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当然很对，但是还要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
他说，提出问题，特别是提出与老师、权威观点不同的问题，不仅要有智慧，而且要有勇气。
我听了非常受启发，感到吕老特别有创新思想。
吕老是我国教育思想的一座宝库。
他那丰富、具有创意的教育思想，在这短短的篇幅中是难以说得完全和清楚的。
好在《吕型伟教育文集》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全面的资料，我们只要认真学习，必然能体会到他教育思想的博大精深，学到他献身教育事业的崇高精神、钻研问题的科学态度和高超的教育艺术。
吕老是我的老师。
我虽然没有直接成为吕老的学生，但自从认识吕老以后，一直把他视为我的老师。
承蒙吕老不弃，他不断启发我，提携我，我今天才有了一点点成绩。
我们相识是在中国教育学会这个学术组织中，他是中国教育学会第二届、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第四届、第五届理事会顾问，我在他和承先同志领导下开展学会工作。
我们还同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工作，1985年共同率领师范教育代表团访问日本；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成立，我们受聘为特约研究员，后又成为咨询委员，每年都要开会讨论教育问题。
我们每年都要见几次面，每次见面，我都会从他那里学到许多东西。
1985年，吕老向张承先会长建议，为教师编纂一部《教育大辞典》，而且建议我来主持这项工程。
我当时非常胆怯，不敢承担这么大的工程。
他们二老，还有刘佛年校长，竭力鼓励我，使我难以推卸。
在编纂这部大辞典的12年中，吕老始终和我们在一起，指导我们的工作，参加了历次编委会和审稿会。
我们遇到困难就向他请教，他给了我们无私的帮助。
我深刻地感到，吕老给我压这样重的担子，是有意锻炼我，提携我。
2000年中国教育学会换届，因为承先同志年事已高，需要退下来，又是吕老向承先同志和陈至立部长推荐我任新一届会长。
他又一次给予我极大的信任，对我寄予很大的期望。
这几年，我常常向他请教，他经常给我们出点子，学会工作开展得更有生气了。
吕老与我，可谓忘年之交。
我们思想很一致，在一起无所不谈。
每次谈话，我都会受到许多启迪。
这次庆贺吕老90华诞，我与上海教育出版社商量，一定要为吕老出一部文集，使他的教育思想能够广为传播。
这是对他最有意义的庆贺。
吕老要我为文集写序，我不敢当，但非常愿意写几句话，来表达我对吕老的敬仰之心、感激之情。
最后祝吕老和师母健康长寿，学术常青。
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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