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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避，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基础笑料。
但在书中的许多地方，虚构似乎的确成了真实（正如叙述者评论人物时所说的那样，“他们似乎已经变成了自己扮演的那些角色”
）。
我们之所以迁就堂吉诃德，是因为我们觉得他需要待在自己那渺小的世界里，以此回避自己的痛苦。
但我们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其实是视野甚为宽广的造物。
这部喜剧似乎先是嘲笑妄想，然后才调转笔锋，讥刺那些坚决保持清醒的人[这有些类似罗宾·威廉斯（RobinWilliams）的感触：“现实只是一种拐杖，属于那些无法应付毒品之人。”
]。
不过，这句俏皮话无法深入地传达塞万提斯这种喜剧的感染力。
因为堂吉诃德那些看似逃避现实、暴露懦弱的言行，其实也是一种勇敢，也是一种对于理想主义的承诺（他评价着人们身上那些表里不一的特质：“我们不能也不该将它们视为欺骗，毕竟它们的目的是善良的。”
）。
堂吉诃德是喜剧中具有代表性的英雄人物之一，因为他总是提醒我们，那些缺乏想象力的人，可能太过健康了。
他们可能会失去对于现实的掌控，甚至不止于此。
精神分析学家D.W.温尼科特（D.W.Winnicott）指出，“有些人如此牢固地沉溺于客观感知的现实之中，他们甚至与主观世界脱节，完全无法创造性地看待事物”
。
堂吉诃德为我们敲响了至关重要的警钟，他让人们意识到，在建构个体生活的过程中，设定需要达成的愿望是极为重要的——而且，你可能会因为放弃幻想，疏远自己的生活。
从这个角度来看，喜剧诞生自虚构中的真实感。
如果你在脑海中将自己迷恋的、当地的农家女孩彻底转化为杜尔西内娅·德尔·托沃索（DuleadelToboso）的形象，可能显得有些滑稽可笑。
但是，用如此夸张的方式来书写心爱之人，并不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
有人对堂吉诃德指出，杜尔西内娅只是他内心渴望的、完美的虚构形象，而他的回答完美地浓缩了喜剧的核心：“关于这一点嘛，确实有很多值得指摘的地方……但这不是那种可以深究到底的事情。”
这句话足以表明，暂且从表面上回避那些棘手的问题，或许可以让你通往那些值得珍惜的智慧之地。
喜剧中那些笑柄的一厢情愿，通常是被人抨击的特质，但它也构成了喜剧中更为宏观的力量的一部分。
作为一种模式，喜剧往往在固守自身故事的同时，还会表达许多其他的东西。
我们在堂吉诃德及其喜剧后代的身上，之所以能感受到那种悲哀，不完全是因为他们对于痛苦的否认，也是因为他们不愿明确地证实那些痛苦。
但我们也更加钦佩、同情堂吉诃德，因为他拒绝同情自己。
当然，喜剧在处理痛苦的时候，还有许多比《堂吉诃德》更为黑暗的版本。
在这些作品中，引人发笑的元素与迅速治愈痛苦的特质，成了更为诡异的同僚。
乔纳森·斯威夫特在那部《浴缸的故事》（ATaleofaTub，1704）中，让叙述者用一句漂亮的话语描述了这种挑战：“上周我看到一个女人被剥了皮，你几乎无法相信，这件事让她的性格变得多么糟糕。”
安德烈·布勒东（Aon）在他的《黑色幽默文集》（AnthologyofBlackHumor，1704）及其论调中，将斯威夫特看作这种模式真正的创始人，他认为黑色幽默是“多愁善感的死敌”
。
这么说或许有些武断，说他是“情绪的死敌”
可能更为精确。
如果断章取义的话，斯威夫特的这个句子之所以能带来快感，是因为这位作家信任我们的感受力，他愿意冒险将它写到纸上。
在斯威夫特的《小小的建议》（AModestProposal，1729）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做法。
这部作品的叙述者向爱尔兰的贫民提议，他们应该将自己的婴儿作为粮食出售，以此减轻自己的困窘。
这是在讽刺汉诺威（Hanoverian）当权者那吞噬爱尔兰的暴行，但他同样也鞭策着这些受害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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