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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是炮火连天的战场，却以一种缓慢的、系统性的方式，每日吞噬着数百甚至上千的生命。
这些临时营地，成为了展示战争对人性的剥离最为赤裸和残酷的舞台。
第二幕：来自柏林的“新思维”
——筛选、分类与功利性利用柏林最高统帅部（okw），特别是掌管东线事务的总参谋部军官们，很快从最初的“俘虏冲击”
中冷静下来，并从一个更冷酷、更功利的角度审视这个问题。
他们看到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单纯地关押和任由这数万人消耗、死亡，是对本已紧张到极点的东线后勤系统的巨大拖累，而且在政治上可能引发不利的宣传（尽管纳粹宣传机器极力淡化这一点）；另一方面，参谋部中一些具有“东方经验”
的官员，如隶属于总参谋部“东方事务处”
的一些人，提出了一种“新思维”
：这些俘虏本身，或许可以不再仅仅是负担，而能转化为一种可资利用的战略资源。
，！
一份来自okw东线外军处（fredeheereost）和总参谋部“东方事务处”
联合签发的绝密指令，被以最高优先级送达敖德萨军政府司令官的办公桌。
指令明确要求，立即中止目前这种混乱的、纯消耗性的关押模式，转而对战俘进行一场大规模、系统性的“筛选和分类”
（siebungundsichtung）。
其最终目的，指令中冷酷地写道，是“最大程度地服务于帝国的战争努力”
，即榨取这些俘虏身上最后一点可利用的价值。
一场规模浩大、决定着每个人命运的政治甄别和人员筛选，在几个主要的临时战俘营中迅速铺开。
负责此项工作的，不再是前线的普通军官，而是由德军情报机构（阿布维尔abwehr）的特工、战地宪兵（feldndarrie）的审讯专家，以及一群特殊的人物——来自乌克兰、高加索、波罗的海等地的反苏流亡者（他们通常穿着德式军服，但没有军衔，充当翻译、顾问和“民族问题专家”
）——共同组成的甄别委员会。
他们依据一套复杂的、融合了种族主义、地缘政治和实用主义的标准，将战俘大致分为以下几类：1“不可靠分子”
与“敌对元素”
：这类人主要包括：所有的红军政治委员（根据臭名昭着的“政委令”
，他们理论上应被就地处决，但在敖德萨，部分人可能被暂时留下进行审讯）、大多数俄罗斯族军官（被视为意识形态上的死硬分子和潜在的领导者）、被发现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尽管此时在红军中比例不高）、以及所有在审讯中表现出“顽固不化”
、“敌对态度”
或拒绝合作的士兵。
他们的命运最为黑暗：被迅速打上标记，用封闭的铁路货车车厢转运至德国本土或波兰总督辖区境内条件更为恶劣的永久战俘营（如奥斯维辛、毛特豪森的附属营），从事最艰苦、最危险的矿山开采、筑路或军工厂劳动，其生存率极低，被视为消耗品直至死亡。
2“可利用的劳力”
——劳动大队的组建：这是数量最为庞大的一类，占到了战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他们主要是普通的俄罗斯族士兵，被视为没有强烈政治倾向的、“沉默的大多数”
。
甄别委员会关注的是他们的身体状况。
那些虽然虚弱但尚未病入膏肓、被认为能够承受重体力劳动的人，被从营地中分离出来，编成所谓的“劳动大队”
（arbeitskoandos）。
他们被剥夺了姓名，仅以编号相称，在武装党卫军或国防军看守的刺刀和皮鞭下，被投入敖德萨及其周边地区各种繁重的工作中：清理港口那堆积如山的废墟和沉船残骸、修复被炸毁的铁路线和桥梁、在城中搬运和分类清缴出来的物资、为德军修建永备防御工事和兵营……他们的境遇或许比在临时营地等死稍好一点，至少能获得略多一点的食物以维持劳动能力，但劳动强度极大，工作环境极其危险，因事故、过度劳累和看守虐待导致的伤亡率依然高得惊人。
他们是德军眼中纯粹的、会说话的工具。
3“潜在的合作者”
——“东方军团”
的雏形：这是甄别工作中最具战略意义，也最受柏林关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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