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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朱熹并不是没有礼学著述。
朱子认为,在礼学三经中,《周官》是纲,《仪礼》是礼之本经,而《礼记》诸篇则是疏义,三者固有本末相须不可或缺之联系。
故朱熹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关于礼者附于本经之下,兼采后儒注疏加以解说,草为《仪礼经传通解》37卷。
弟子黄榦及杨复,又相继作《续解》29卷。
不过,朱熹的礼学著述,却被元朝科举所忽视,这是必须加以补救的。
因此,身为金华学者而以传播程朱理学为己任的吴师道,在提倡国子学与科举重视礼学的同时,又特就科举程式中礼学考试的规定而专拟策问:
《礼古经》者,今《仪礼》也;《记》数百篇,二戴删之,今《礼记》,小戴书也;《周官》最后出,立于学官:所谓三礼是也。
前代三礼列明经、学究科,士犹诵习而知其说。
王安石废《仪礼》,度数之学遂绝不道,谈虚文而已……方今设科,仅止《礼记》。
《仪礼》废久,固莫之异。
若《周官》者,岂以其间有与他书不同而疑之欤?抑以用之者徒多事而无益欤?以唐太宗之英君信其可行,关洛诸儒而曾无异论,世之诋毁者,可尽信欤?朱子为正学之宗,他经训义皆所遵用,礼书乃其用意者,而独在所不取,何欤?谓宜表章《通解》一书,与三礼并,其精治者,优异以待之可也。
明体适用之学,莫大于此,而去取之际,不能无疑,愿从诸生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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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指出,汉代原有三礼。
宋初三礼列明经、学究科,士人犹知诵习。
王安石变法,颁行《三经新义》,废弃《仪礼》而取《周官》。
至元朝科举,则仅考《礼记》,已失三礼之全。
至于朱子及门人的《仪礼经传通解》与《续解》,以《仪礼》为经,综合诸礼,“可谓礼书之大全,千古之盛典”
。
而且朱子集理学之大成,其《四书》和其他各经注释,元朝科举都已经采用,唯独朱子着意编著的礼书,却摒弃不取,这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策问期望朝廷在科举中重视礼学,恢复《周礼》的地位,并且表章朱熹的《通解》,与三礼并行,凡能精治其书者,则以优异选拔任用,从而倡兴这门明体适用之学。
师道之于申明礼学,尤其是朱熹礼学,可谓曲尽心力。
礼学向称难治。
由于礼书记载的抵牾阙略,许多古代制度后世已难以明晰。
汉代以《仪礼》为经,《礼记》为羽翼经典的传记,固然是根据两者成书的时代与当时的实际功用,也是由于汉代距古尚近,对古代礼仪还有一定的传习与了解。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制度的变化,记载古代具体礼仪制度的《仪礼》日渐失去其价值,而通论礼制意义的《礼记》反而受到人们重视,超居于《仪礼》之上。
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唐初孔颖达《五经正义》,弃《仪礼》而取《礼记》,就很好地反映了经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可见,朱熹以《仪礼》为经、《礼记》为疏义的理论,并不符合礼学发展的方向。
不过,作为程朱理学的信从者,吴师道固然赞同朱子礼学,但也并非泥古不化。
他关注古代礼制的考辨,通达历代制度的变迁,最终目的还是要为当世的礼乐制度提供参考和依据。
师道的博古通今之学,目的无疑在于通变今制。
[1]宋濂等:《元史》卷39《顺帝本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3册,第839、843页。
[2]宋濂等:《元史》卷138《脱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1册,第3343页。
[3]王袆:《宋景濂文集序》即云:在元后期婺州学者中,继柳贯、黄溍而作者,“为吴正传(师道)氏、张子长(枢)氏,吴立夫(莱)氏。
吴氏深于经,张氏长于史,而立夫之学尤超绝,其文皆可谓善于驰骋者焉”
。
《王忠文公文集》卷5,明嘉靖张斋刊本,1522,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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