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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元代策问的突出特点，反映当时蒙古人、色目人特殊的社会地位，却与策试发展的历史趋向不尽吻合。
笔者透过元代策问、对策中，对时务策、经史时务策分立的诸多质疑，经史与时务关系的大量讨论，审视当时儒家学者的思考与主张，在策试发展的历史趋势中，把握元代策问的主要特点。
第五章《乡试策问与对策》，主要考察元代的科举策问。
乡试是元朝科举三级考试的第一级，也是其中惟一的地方考试，由于乡试属于地方选举，各考区自行命题，故乡试策问带有很浓的地方色彩，既要应对不同的地方事务，又需关照本地区的主要考生群体。
同时，乡试作为国家抡选人才的初级考试，又应与会试、廷试相接续，要求士子关注朝廷的大政方针、当务之急和学术动向。
故而，乡试策问与对策视野开阔，题材丰富，问题尖锐，特色鲜明，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状况，也更适宜各地儒家学者发挥其远见卓识，是考察元代科举策问的典型资料。
因此，笔者选取最富特色也最具价值的乡试策问和对策为范例，辨析元代乡试制度下的策问、对策及作者情况，论证其代表性。
又以蒙古、色目考生集中的大都路和南士为主的江浙行省为代表，通过两考区策问、对策的比较分析，具体说明乡试策问的地方特色。
再由探讨当朝急务、注重士风经学、咨询制度政事三方面，展示乡试策问与元朝政治文化的密切联系。
元代的学校策问，包括国学策问和地方学校策问两部分，而以国学策问传世最多，也最有系统。
国学策问的作者，都是曾任国子监或国子学官员的著名学者，如吴澄、姚登孙、蒲道源、柳贯、黄溍、吴师道等。
他们的策问，多借诗文集得以保存和流传，其中又以黄溍《文献集》和吴师道《礼部集》存录的策问数量较多，也自成体系。
第六章的研究，就选择至正初年国子博士吴师道的四十道《国学策问》为例，考察元代的学校策问。
笔者将《国学策问》置于元代国子学与科举制的历史背景下，说明它作为国子学的策试题，与国学的生员构成、学业设置、考试制度有着紧密联系，但是其命题方式、考试范围、答卷要求，尤其是时务策与经史时务策分立，却与科举策问并无二致。
笔者细致剖析各道策问的主题，揭示策问涉猎的诸多领域与丰富内涵，并由变通礼乐制度、厘清科举铨选、辨明古今学术三个专题，深入讨论《国学策问》与元朝政治改革之关系，展示吴师道等当朝儒士经世致用的深刻思想。
第三，元人别集与作者生平学术。
文献的内涵与价值，往往取决于作者的阅历和思想。
因而，著述与作者的关系，也是文献研究的重要途径。
本书对《礼部集》《云林集》《玩斋集》《南湖集》《夷白斋稿》等元人别集的研究，就是沿袭知人论世的古代传统，以探寻作者生平学术的路径展开。
金华在宋元称婺州，学术传统源远流长。
南宋吕祖谦开启东莱婺学，注重史学与文献之传；而朱熹高弟黄榦下传的北山朱学，则成为宋元之际朱熹理学的重要流派。
吴师道是元代婺州的重要学者，至治元年进士，官至国子博士。
他历仕地方州县近二十年，在任敢于作为，卓有政绩，对当时的社会与政治，有着深入的观察和思考。
他用书信向许谦问学，成为白云学侣，以道义交约三十年，共同商榷经学，探讨义理，唱和诗文，受到金华朱学的深刻影响。
第七章《金华学术与〈吴礼部集〉》，即从吴师道与金华学术的关系着手，重点剖析他为表彰传播北山朱学和重视史学与乡邦文献两方面对金华学术传统的继承。
一方面，他请求设立北山书院和金履祥祠堂，表彰尊崇北山学者；申请刊刻何基《近思录发挥》、许谦《读四书丛说》《诗集传名物钞》等著述，请求在国学传习许谦等标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经典，促进金华朱学的广泛传播；他还撰写长文《节录何王二先生行实寄史局诸公》，呈送史局，总结何基、王柏的生平学术，成为《宋史·道学传》和《宋元学案》中二人传记、学案的蓝本，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
另一方面，吴师道作《战国策校注》，补正鲍彪的注释，成为最精审的《战国策》注本；辑录整理乡贤文献为《敬乡录》，于乡邦文献留存与史事考订均有裨益。
吴师道的经学著述未能传世，仅存《吴礼部文集》20卷，汇集一生的诗文创作，是其学术思想、人生交际和文学成就的真实总结。
笔者亦由编纂刊刻、版本流传等文献学考察，说明《礼部集》的重要价值，肯定吴师道在元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第八章探讨的宣城贡氏家族，是元朝的仕宦之家，鼎盛时一门五世，青紫相映，乡里荣之。
贡氏又代有学人，元代有诗文集传世者，就有贡奎、贡师泰、贡性之三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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