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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既无标记也无确定性，呈现出一种纯粹的无拘束状态，它适应各类加速的举措，也适用于我们变幻不定的体制，这是自恋的价值之所在。
自恋是一种永恒的心理训练手段，为后现代试验所必需；同时，自恋还删改了“我”
的逆反心理以及思维定式，这就为“我”
接受矫正医生极力推崇的有益身心健康的行为模式提供了可能。
鉴于此，自恋确立一种朝向“终生培训”
的“精神”
，这为实施一项对于肉体与灵魂进行科学管理的伟大事业提供了助力。
“我”
的标签受到了侵蚀，这真实地反映了各社会角色与身份如今所经历的解体，而这些角色和身份以前都曾受到了严格的界定，也即它们处在有规律的且一一对应的状态，但此后，对儿童、男人、妇女、疯子以及有教养的人而言，他们各自的身份进入了一个难以定义的不确定的阶段，而且人们对于自己被划定的社会“类别”
的疑虑也在不断地加深。
另外，消除差异性的各种策略基于的是民主进程，至少部分如此，即基于推行“平等”
。
对此，马塞尔·戈谢明确指出：平等的目的在于借助于一种抹去可见数据的模糊化制度，来减少一切能够凸显各生命体之间的社会相异性或实体差异性的东西。
[30]这便是所谓的“我”
的非实体化，是它在统领着个性化的进程。
如果说民主运动通过同一化个体，来侵蚀传统的他者的标记，来消除他者的相异性，而不管其他方面的明显差异，那么，自恋的个性化进程动摇的则是“我”
的标记，消除的是“我”
的确切内涵。
盛行的心理享乐主义彻底改变了我们自己的身份；同理，盛行的平等也完全改变了人们对于相异性的理解。
在所有相异的角色（如生理本能反常者、疯子、轻罪犯、妇女等）历经争议并达成托克维尔所谓的“条件平等”
时，心理进程的爆发便不期而至。
在社会相异性大规模地让位于同一性、差异让位于平等之际，自己身份的问题，而且还是“内在的”
身份问题能够浮现，不正是恰逢其时吗？由此，没有明确界限或限制的民主进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主流的心理大潮借势涌现。
在对自己的关注排挤了对他者的关注之际，民主现象便不再是命题；同理，自恋的蔓延意味着盛行的平等也虚无化了，但平等并不会坐以待毙。
在解决了“他者”
的问题之后（不过，如今的“他者”
依旧是怂恿和盘诘的对象），平等又席卷了大地，“我”
的问题得以显现；此后，真实性盖过了相互性，认识自己超越了接受他人。
在“他者”
的形象从社会舞台上消失的同时，一种新的“分裂”
再现了，即意识与无意识的分裂，这是一种精神的断层，尽管还处在心理层面，但为了社会化能够继续下去，分裂似乎也必须要不停地进行下去。
“我不是我”
诱发了自恋的进程，一种新的相异性诞生了，自己与自己不再熟悉，而我所面对的也不再是一个绝对的“他者”
，于是“我”
的身份摇摆起来，而此时个体之间的同一性也实现了，所有的生命体都成了“同类”
。
分裂在迁延着，冲突通过内在化承担起一种社会整合功能[31]，但这次不是为了赢得尊严而进行阶级斗争，而是为了获得现实以及欲望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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