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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些男同学就老三老四地直呼其名。
还有一位图书管理员小井,我对这个戴眼镜的温厚小伙子印象颇深,是因为我看着他常常像蚂蚁垒窝一样,一天到晚用心用意地整理着图书馆那一点一点多起来的书籍。
我对小井一直心存歉意,因为原来答应过要送他一本书而未曾践诺,而后来我又听说小井好像已经离开文讲所了。
许多同学在这半年的学习中收获很大,这收获,自然是指除听课之外的写作。
王安忆和叶辛就是收获最丰者之一,他们在此期间写了不少中短篇。
当我见安忆像记学习笔记一样,在本子上唰唰地写她的行云流水般的小说,而后那些流水行云般的文字又一篇接一篇地发表于报章时,真佩服得无以复加。
叶辛也是,写中篇,他是同学里头最早者之一。
有了来读书之前的《蹉跎岁月》打底,叶辛的创作一帆风顺,此后一发而不可收。
古华的《芙蓉镇》,也是在文讲所最后修改完成的。
我自度是只笨鸟,一心想的就是来学习,一心又不会二用,因而这半年几乎未着一字。
短篇小说《心香》也是在入学之前刚刚写完而给《当代》,发表在当年的第二期。
但《心香》机缘很好,时值中国作协创办了《小说选刊》,《心香》有幸成为创刊号的选载作品,记得那刊名还是茅公题写的。
因而当它获得这一年的全国短篇小说优秀奖时,不能不教我倍感幸运。
在学习期间,我的包括了五十年代末所写作品的第一本小说集《无花果》,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自觉稚嫩,也因其封面的颜色,我称之为“描红本”
,正因同学们都不鄙薄,我才一一分送。
我特别想说一说的,是我的同学——若不是贾平凹因故未来而少了他,同班33名同学,在八十年代初的文坛星空,是相当亮丽的一群。
记得1985年底全国第四次作代会召开,33名同学有23名是作代会的代表,会议闭幕时又有一个令我们自豪不已的消息:17名当选为理事。
别人也许不在意,我们自己就先得意了。
于是,在京西宾馆的楼房一角,在我们的召集人艾克拜尔·米吉提的一声口令下,那张“黄埔五期”
的合影,23张嘴巴无一不咧作大小“茄子”
,尽管也有个别矜持了表情的,但大多数特别是男同学,个个豪气冲天并颇有“当今文坛舍我们其谁也”
之气概的。
这样说,也许有人会撇嘴,但在今天,在文讲所这个母校的喜庆之日,没法不实话实说,而且还特别想实话“笑”
说。
这些年在报章上,不时有我们“五期”
同学写的有关“文讲所”
的回忆,每每见此,我总是两眼一亮,不管长短,这些文章却总是比当下的轰动作品更能粘牢我的视线,非一口气读完不罢休。
读这样的文章,总能教我“减去十岁”
,而捡拾这样的记忆珍珠,那是所有快乐的神经都会被调动的。
何况,在双鬓霜白马齿渐增的日月里,这种神经已经和头发一样渐见稀薄了。
说说这些“老”
话,令我不无伤感,因为,如水流年流走的,不光是那些永远令我缅怀的师长,还有我的文讲所老同学……1996年底的全国第五次作代会后,我刚写了一篇小文,忆及文讲所同学的创作**于我的鼓舞,就得闻贾大山、乔典运已经病重,不久,他二人相继撒手人寰……
我怀念文讲所的许多同学,恰如怀念我的曾经分散四处的兄弟姐妹。
33位里头的好几位,20年前毕业一别,至今不曾重逢;是自己“不喜作客诣人至,惯迟作答望书来”
的秉性使然,还是当今时代,大家都共此“君子之交淡如水”
的心情?——检视信箱里越来越多的书报和越来越稀少的信函,我发现真正是“五期”
同学来的信,竟如凤毛麟角。
因此,对天人永隔的,我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愧疚和忧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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