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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称吴王之后，在宫中设宴款待群臣，酒至酣处，孙权亲自起身向群臣劝酒。
当轮到虞翻时，虞翻却趴在地上假装醉酒，拒不接杯。
孙权刚转身离开，虞翻便立即起身坐好，神色如常。
孙权见状大怒，认为虞翻是故意羞辱自己，当即拔出佩剑就要将其斩杀。
在座群臣皆惊慌失措，唯有大司农刘基挺身而出，抱住孙权劝谏道：“大王以三爵之后杀善士，虽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贤畜众，故海内望风，今一朝弃之，可乎？”
孙权怒气冲冲地说：“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于虞翻何有哉！”
刘基反驳道：“孟德轻害士人，天下非之。
大王躬行德义，欲与尧、舜比隆，何得自喻于彼乎？”
刘基的劝谏最终使孙权冷静下来，虞翻得以幸免于难。
事后，孙权意识到自己酒后失言的严重性，下令左右：“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
但此次事件之后，孙权对虞翻的不满已彻底爆发，只是碍于其名望与功绩，未立即加以惩处。
此后，虞翻依然我行我素，多次在朝堂之上直言进谏，与孙权及部分大臣产生冲突，最终在嘉禾元年（232年）被孙权以“谤毁国政”
为由，流放到偏远的交州（今越南北部及广西南部一带）。
关于虞翻流放的原因，史书记载略有差异，一说因“多次不看脸色的直白进谏”
令孙权不满，又因“爱打小报告而与一些官员不睦，多次被毁谤”
；一说因“酒后有过失”
，加之与群臣不和。
综合史料来看，虞翻被流放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刚直不阿的品性与孙权加强君主专制的诉求之间的冲突。
孙权统事初期，为巩固政权，尚能容忍江东大族出身的大臣直言进谏；但随着政权日渐稳固，尤其是在称帝之后，孙权对大臣的控制欲逐渐增强，不再容忍虞翻这样“犯颜直谏”
的臣子。
此外，虞翻作为会稽虞氏的代表人物，其家族在江东的影响力也令孙权心存忌惮，流放虞翻某种程度上也是孙权打压江东大族的手段之一。
虞翻抵达交州后，并未因流放而消沉，反而将精力投入到讲学与着述之中。
交州地处岭南，文化相对落后，虞翻的到来为当地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儒学文化。
他“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
，从学者不仅有当地士人，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子弟，极大地促进了岭南地区的文化发展。
在讲学之余，虞翻潜心着述，先后为《老子》《论语》《国语》等典籍作注，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学术体系。
他在交州所着的《论语注》十卷、《国语注》二十一卷等着作，后来均被列入正史经籍志，成为后世研究这些典籍的重要参考。
即便身处流放之地，虞翻依然心系东吴国事。
嘉禾元年（232年），孙权派遣周贺等人前往辽东求马，虞翻虽远在交州，却深知此事不妥，多次试图劝谏。
他先是请求交州刺史吕岱代为传话，遭吕岱拒绝后，又试图通过其他途径向孙权进言，却因有人从中作梗而未能成功，反而遭到进一步中伤，被流放到更为偏远的苍梧郡（今广西梧州一带）。
即便如此，虞翻依然没有放弃，他在给儿子的书信中写道：“吾以忠直事主，不避祸患，虽被流放，然心忧国事，未尝一日忘怀。”
这份忧国忧民之心，即便在流放之中也未曾改变。
周贺等人的船队在辽东遭遇惨败后，孙权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虞翻当初的劝谏是正确的，心中颇为后悔。
他想起虞翻的忠诚与才干，于是下令：“昔虞翻为王朗尽节，义不背主，忠直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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